与阿龙和丹丹暂时告别是在9月26日早上，说暂时告别，是因为他们会与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前往长滩岛，有机会再碰见。所以，这段告别就显得特别草率——呃，想想，旅途中又有哪一段告别会特别隆重呢？本来大家就如同浮萍般聚聚散散，告别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的事情。
我在网上与公主港的沙发主乔纳森再次取得联系，告诉他我这一次的到达时间，他不计前嫌，热情地接受了我。在我出去买早餐时，耐不住无聊的阿龙最终决定冒雨带丹丹去跳岛，我们就这么在旅馆门前的小道上打了声招呼，然后擦身而过，算作告别。
又剩我一个人了，依旧坐在房间前面的屋檐下，依旧没电，我就呆呆地盯着雨水打在院子里的植物上，经过雨水的洗刷，叶片翠绿得像是要跟雨水一块流下来，四周安静得很，剪指甲的法国人不见了，老板娘也不知道跑哪去了，这种安静刚刚好，我喜欢在旅行中这样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的时间，如同一幅油画里大块的留白，却盛载了更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
上车前，我在附近一家热闹的糕饼店买了一小袋橘黄色蛋糕以备路上充饥。我打开尝了一口，味道相当奇怪，隐约有那么一点儿像……脚臭味，可是买都买了，总不能浪费吧？再加上，老板娘给我安排的这辆面包车里面全是当地人，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当地人身上散发着严重的狐臭，于是，我就在充满狐臭的面包车里吃着带脚臭味的蛋糕，向公主港出发了。
到公主港时已经入夜，本来还期待公主港天气会好一点儿，结果同样下雨，地面积水倒映路边霓虹灯的花花绿绿，尽管公主港在任何标准上看来都是一座小城市，但是刚刚从世外桃源般的海边小渔村出来，依然难忍失落——我为什么如此害怕城市呢？即使它再小。
刚下车，一位出租车司机便向我迎来，热心地问我去哪儿？我说AA酒店，出租车司机开口100比索，我头也不回地离开，找了辆吉普尼，10比索。
坐在吉普尼上，心想，这恐怕就是我不喜欢城市的原因吧？太容易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我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在淳朴的艾妮岛多待一天呢？
在AA酒店下了吉普尼，乔纳森叫我转三轮车去他家，我看见黑乎乎的马路对面有一个三轮车聚集点，各种衣着粗陋、看起来不太友善的当地人窜来窜去，大呼小叫，我不知道是该走过去，还是该等待途经的三轮车。
“嗨，你去哪儿？”一个用斜刘海遮住了半张脸，衣服上垂着各种绳子、带子、流苏的矮个子男孩发现了我，如同一只灰暗的火鸡穿过马路跑过来。
“我……我去马德里街。”我回答。
“40比索。”矮男孩伸出四根手指。
“不，我知道价钱，10比索。”我试探地说道，毕竟这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街道，目及之处都是暗暗的，天空下着雨，地面污水横流，鱼龙混杂的当地人在不远处歪七扭八地若隐若现，我不敢太理直气壮地还价，如果矮男孩不同意，40比索我也准备坐了，只要能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OK。”矮男孩竟然爽快地答应下来，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狡猾。他用手一招，带我穿过马路，敲了敲其中一辆三轮车的车顶，示意我坐进去。
车厢空间非常狭小，我连腰都伸不直，对面坐了两个化了浓妆的菲律宾女孩，因为我带着一个大登山包，她们略有些嫌弃地挪了挪身体，以避开我的包，我抱歉地对她们笑笑，她们依旧面无表情。
左手边的摩托车上坐着三轮车夫，身穿灰色马甲，一脸横肉加上杂乱无章的络腮胡，怎么看怎么像屠夫。我紧张地坐在车厢里，一只脚伸到了车门外，膝盖全打湿了，却不敢随便乱动。这样过了大约五分钟，第四名乘客才迟迟出现，她坐到三轮车夫身后，车才终于开起来，向着看不见尽头的夜幕开去。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沙发客，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知道住沙发肯定比不上住旅馆，毕竟免费借宿在当地人家，我不可能挑三拣四，然而当三轮车在颠簸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我好几次头撞到车顶。路越走越荒芜，车里的人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消失的鬼怪，我不禁开始心中打鼓，乔纳森到底住在哪里？我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花“大价钱”回去住AA酒店（可怜的我刚来这地方，只知道一个AA酒店，都不知道房费如何）。
其他乘客都陆续下车了，只剩我和车夫，我问他还有多久到，他也不肯回答，整个人阴森森的，不时有灯光从侧面划过，他的脸就半阴半阳，十分恐怖，让我强迫症般地联想到凶杀电影。
“你要去哪儿？”经过一道铁门，突然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走出来拦住三轮车，把头伸进车厢瞟我一眼，然后问三轮车夫。三轮车夫叽里呱啦说了些什么，士兵就改作英语问我了。
“我去乔纳森家。”我慌乱地回答，这是我唯一知道的确切信息，管它有用没用，先回答了再说。
天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持枪士兵？
“哦，乔纳森。”士兵一听到这个名字，很快就转变了态度，不仅准予放行，还热情地告诉司机怎么走——他说开到一个什么塔就到了。
经过这一关，接下来的夜路我就觉得没那么恐怖了，一方面我们进了军营，安全系数大幅提高，一方面是乔纳森这人确实存在，而且很有名，我应该不愁找不到他了。就这样，连车夫的脸都显得越发友善起来。
事实证明，车夫确实是个友善的人。因为军营的道路依然很黑很颠簸（这可远远不如中国军营的条件啊），他来来回回开了好几遍都没找见那个什么塔，他不厌其烦地下车问人，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了，说自己下车找就行，可他执意要把我送到目的地。
终于，在一家叫JM的小卖铺里，老板娘说她认识乔纳森，就住马路对面，可以带我去，车夫这才放心离开。
旅途中，我们往往过分小心翼翼，尤其是回到了让人心烦的城市，自我防护系统便会条件反射地打开，但其实周围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危险。我决定好好调整心态，善待接下来的陌生人。
JM是一家十分简陋的小卖铺，简陋到没有一个像样的货架，落满尘土的零食袋七零八落地挂在橱窗的铁格子上，中间仅留一个小窗口用来进行交易。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完全可以毫不客气地从左门绕进去，先经过老板娘家仍是泥巴地面的客厅（客厅面向街道的一面是敞开式，柜台上摆放着一些装咖喱的铁盘以及方便面、花生米等食物），然后就能进到那个狭窄的小卖铺里，反正我走进去连身子都伸不直，还要随时注意上面挂的、地上摆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撞到。
由于没吃晚饭，我在JM买了一小袋饼干充饥，接着老板娘带我去马路对面找乔纳森。
“乔纳森不在家。”老板娘指着一栋黑黢黢的屋子对我说。
“这就是他家？”我简直不敢相信，虽然房子挺大，而且有两座，但在大量植物的掩映下，其中一座仍是骨架、另一座也是个简单的茅草屋，怎么看怎么像临时救灾住所。我站在地面松软的稀泥里，真不敢相信我要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回到JM，我把乔纳森的手机号给老板娘，拜托她帮我联系一下。老板娘给乔纳森发了短消息后，回到餐桌前切辣椒，我便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她闲聊起来。
老板娘三十多岁，名叫妮妮（Nene），老公远在马尼拉工作，她就和母亲、女儿住在一起，守着这家冷清的小店。
妮妮很热情，话很多，英语流利，可以跟我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她说菲律宾的中国人很多，很有钱，他们会做生意，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英语都不好，不太喜欢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
“你很幸运，你的英语很好！”妮妮对我说。
“呵呵，没有你好啊。”这是实话，她的英语水平比我这个雅思6。5的人好多了，而且人家绝对不是硬学出来的英语。
“菲律宾人从小就学英语，差不多都会说。别看我妈年纪那么大，她也会说两句。”妮妮指指旁边的老妇人，她正在逗外孙女乔安娜玩，“不过我女儿还小，她还不太会。”
后来，妮妮又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话题。提到中国食物，她说了个我没听清楚名字的炒饭。我问她有没有去过中国旅游，她说几年前去过，对天安门和长城印象深刻。
相较之下，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真是太不够了，一方面是语言障碍，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总觉得世界太危险，不愿走出去看一看。在中国，一个像妮妮这样的小卖铺老板娘，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出国。
不知不觉过了半个多小时，乔纳森仍没有回信，我有些着急，叫妮妮帮我再联系一下，她又发了条短信，我问妮妮可不可以直接给乔纳森打个电话？妮妮支支吾吾地没有答应。
“你……知道乔纳森是什么人吗？”妮妮问。
“我不知道。”
“他是这里一个很大的海军军官，我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
“真的吗？”我没想到，菲律宾的海军军官竟住那么简陋的屋子，“他一个人住？”
“是的，哎，前几天他还有两个波兰客人，今天不知道跑哪去了。”
“没关系。”我不想为难妮妮，“不着急，我再等等吧。”
这时，JM进来一桌客人，几个健硕的年轻男子，他们用开水泡了方便面，叫了两瓶当地威士忌，还点了几个下酒菜，屋里顿时变得闹哄哄起来。
妮妮告诉我，他们都是这里的士兵，下班后来找点乐子。我跟他们闲聊，听说我是中国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介意，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喝酒，我毫不客气地加入了他们。
酒水里加了冰块，一口喝下去清冽刺激，配上酥脆焦香的烤猪皮，我整个人彻底放松了，迅速跟所有人打成了一片，好像跟他们相识多年了似的。
头顶吊着一颗昏黄幽暗的灯泡，电视机里播放着菲律宾当地的娱乐节目，妮妮一家人与喝酒的士兵们都怡然自得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我的存在没有任何违和感。在这遥远得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我竟如此迅速而顺其自然地融入了当地人最本真的生活里，一切都和谐得像是原本就应该如此的样子，直到乔纳森回来。
乔纳森是一个强壮的中年男人，身穿军队制服，非常帅气。我与他见了面，互相介绍，他给我安排了一张高低床的下铺，位于那个尚未完工的骨架屋子里，那里连扇门都没装，乔纳森说没关系，不会有人来偷——人家可是令人敬畏的海军军官啊！
乔纳森家从外面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内部装修还不错，没我想象的那么糟。后来我见到了妮妮说的另外两个波兰沙发客，年轻的名叫卡米尔（Kamil），年长的我敢没问，因为他刚喝了很多酒，整个眼珠都是红的。
卡米尔爱笑，他在公主港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找了个教练学潜水，他跟妮妮也混得很熟。乔纳森则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在给我安排好床位之后，他就躲进自己房间弹吉他去了，我不好意思多叨扰他，便和卡米尔一起回JM找热情的妮妮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