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作为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介环节而起作用的。认识向实践的转变无疑是一种飞跃，但这种飞跃是从性质上说的，它意味着认识的过程在此发生一个性质的转折，而不是意味着这种转化只是一种神秘的一跃，没有任何实际的可以看得见的过程或没有任何中介的环节和渠道。事实上，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渠道和中介环节。自然，这种渠道或中介环节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信仰或信念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
科普宁写道：“信仰是作为知识和实践行为之间一定的中间环节出现的，它不仅是、也不单纯是知识，而是充满人的意志、感情和愿望的，转变为信心的知识。”信仰作为知识和实践行为的中介，不是从外部硬插到二者之间去的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体现着知识与实践行为的内在联系且与二者并无实质不同的东西。信仰在这里并不是别的信仰，而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它本身并没有离开知识，而是作为知识的一种形态而体现着知识。在这里知识的内容本身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不过是知识的角色，即知识从结果变成了原因，从认识活动的结果变成实践活动的原因。就知识之作为知识而言，它指的是符合于认识对象的观念或认识，它是从认识的对象取得自己的知识资格的；而就知识之转化为人的信仰而言，它指的是符合于认识主体的实践需要的观念或认识，它是从认识的主体（在此是信仰的主体）取得自己之作为信仰的资格的。当知识仅仅是作为某种认识的结果而存在时，即它仅仅作为知识而存在时，认识主体也可能对它持有一定的相信或确信，因为它毕竟是人自己探索和努力的结果，但此时它作为信念的特征是可有可无的，人们不论是否相信它，都无损于它作为知识的资格。当知识转化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信仰时，它作为信仰的特征得到了突出，如果没有人们对它的坚信，它就不能成其为信仰。因此，只有在这里，即只有在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和过渡中，它才真正作为信仰而存在。从知识转化为信仰，知识本身并未失去什么，却得到了许多，即人对它的相信和确信，得到了人的愿望和意志的支持。可见，知识确实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
当知识变成人的信仰时，它已经不觉不知中进入了实践的领域，成为实践行为的动因和动力，而不是仍处于实践之外，等待进入实践。由此可见，信仰之作为知识与实践行为的中介，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非常独特而奇妙的，它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二者联系和沟通起来，不留牵强的痕迹，而当知识和实践行为联为一体时，信仰也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并在新的条件下，为实践行为的完成而发挥作用。
信仰作为知识与实践行为的中介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使知识获得了向实践行为飞跃的推动力。正如科普宁在回答“如果人具有作为理念的真理的知识，为什么他还需要信仰？”这一问题时所说：
“人为了实践活动而需要知识，而知识应该导致并转变为实践行为。
人为了在知识的基础上顺利地活动，它应当确信知识和自己实践行为计划的正确性。着手实践活动的人，如果不确信它打算使之实现的理念的真理性，它就会丧失为顺利实现理念而非常需要的意志、坚定的目的性、易于激动的心情。”关于“自觉的信仰，反映主体对观念的真理性、对观念实际实现计划的正确性的内在信念。
在其中客观真理的知识转变为主观的信念，它推动、征服、从心理上促使人去进行实现理念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信念这一概念的认识论内容及其对认识过程发展的必要性”。
我们在强调信仰的中介作用时，要注意两点：其一，不要将信仰看作是知识向实践行为转化的唯一中介，其二是要对知识向信仰的转化进行具体的分析。尤其是后者十分重要，因为知识有不同的种类，而不同种类的知识在进入实践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不能想象所有的知识都以同样的方式转化为信仰或信念，或作为同样的信仰或信念而进入实践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应主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形而进行具体分析。一种情形是，知识转化成人的信仰或信念，它赋予人们以生存的意义，并确立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和目标，从而成为人们实践行为的最深层的根本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中，知识主要是指关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以及人生观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以某种理论学说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进入实践活动的方式就是转变为人们的信仰，成为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另一种情形是，知识转化为人们在实现实践目的过程中的许多技术性、操作性的方案、计划等。这一类知识主要是实际的实用性的知识。人们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时，无疑必须相信这些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深信自己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来取得行为操作的成功，从而使这些知识与人的信心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从事实际活动的信念。但这些信念与第一类知识转化而来的信念有所不同，它是实用的、具体的、多元的，而前者则是目的性的、背景性和一元的。
实用性知识转化成的信念可以放在信仰的大背景下并受着信仰的统摄，从而被纳入到信仰的体系之中。
16．要信仰，但不要信仰主义
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上面已做了多方面阐述。但是，我们要信仰，但不要信仰主义。列宁对信仰主义有过明确的批判。在这方面，我们对信仰要有清醒的理智的态度，在看到信仰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还可能具有消极面，具有负面影响。
首先，信仰是否都是正面的？或是否都具有正面价值？就通常的意义讲，信仰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它标志着人的精神生活的向上的趋势和方向。也就是说，信仰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的现象，它所指向的是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向上的和向前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些信仰或打着信仰旗帜的东西并不具有正面的价值。它们的出现是人类信仰的一些怪胎。这种信仰倡导和追求的不是真善美，而是另外的东西，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有的信仰具有反文化、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性质。这样的信仰并不具有进步的意义。
其次，是否每种信仰在理论基础上都是正确的？凡是信仰者，都是确信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信仰都是正确的，或者合乎理性的。事实上，有些信仰中的世界观对于世界的反映是严重扭曲的。并没有按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世界和解释世界。比如，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信仰形式，它们各自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对于世界的解释是唯心主义的，是以神话为基础的。它不是科学的世界观，而是神话的世界观。尽管人们可以从这种对于世界的温情的解释（如上帝创造世界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等）得到安慰，但这些解释毕竟是人的一厢情愿，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从历史上看，正是宗教世界观的非科学性质与宗教信仰的独断性质相结合，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再次，信仰是否都是健全而理智的？信仰并不都是健全的。有的甚至相当偏激、偏狭。有的则非常古怪，有的是神秘主义。狂热信仰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信仰狂热往往导致历史悲剧的发生。
狂热的行动往往是盲目的。由于在狂热中，任何行动都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所以不管这些行动怎样野蛮、残忍，都被人当作正义神圣的事业而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些盲目的行动造成或至少是加重了许多历史悲剧。西方历史上频繁的宗教战争、异端迫害，包括像十字军东征那样规模巨大、历时久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都有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民族传统等的原因，但宗教信仰的狂热无疑也是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罗素说过：
“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在所谓宗教信仰的时代里，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和与之俱来的严刑，于是也便有数以百万计的不幸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我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悲剧，如果仅仅用狂热现象加以解释无疑是十分肤浅的，但若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也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
最后，信仰也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信仰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有一个从虚幻向真实、从对世界的歪曲反映到逐步走向正确反映的过程，也有一个信仰方式上从不合理不完善向比较合理比较完善发展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把信仰绝对化、凝固化，使之成为教条。
17．要怀疑，但不要怀疑主义
怀疑，作为人的精神活动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消极性的瓦解性的因素，事实上，它既是消解性因素，也是建设性因素。在理论活动和理论建设中，不能缺少怀疑的作用。没有怀疑的作用，失去提问的冲动，理论就会僵化，思想就不能发展。因此，有人把怀疑叫做“理论动机”（相反地把相信叫做“信仰动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类思维发展的进程表明了这一点。苗力田先生在《对欧洲哲学史的再思考》的代序中说：
“历史在前进，思维在发展。从欧洲哲学的运动轨迹看，总是从确信过渡到思考，再从思考过渡到怀疑。古希腊是这样，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也是这样。”
但是，怀疑主义对思想理论的发展又有极大的破坏力。苗力田接着说：“直观的、素朴的确信难以照原样坚持了。这是件大好事，也是思想发展所必然。然而历史的经验应须记取，怀疑的隙窦须得当心。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怀疑主义的破坏力是极大的。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古典时期对知识的确信，从而导致希腊哲学的灭亡。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动摇了中世纪欧洲对信仰的确信，敲响了基督教神学的丧钟。……在怀疑的迷雾的腐蚀之下，任何确定的概念都难免随之消散。”
以上是从思想和理论发展角度来说的，但怀疑的作用和怀疑主义的危害对于信仰领域来说也是一样的。从信仰角度谈问题，就应该提倡相信而不是怀疑。因为相信是“信仰动机”。虔诚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信仰的美德，而多疑则被看作是邪恶。历来的宗教都是这样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是站在宗教的、信仰主义的立场上，就应该承认，即使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怀疑也是必要的。对信仰的怀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事情。当怀疑直接地有利于理论和思想的发展时，它也同时是间接地有利于人类信仰的发展。
理论活动虽然与信仰活动有别，但怀疑对于理论发展的作用，也是间接地有利于信仰的发展。因此，即使仅仅从信仰的角度，也不能完全忽视和放弃怀疑的作用。对信仰的怀疑如信仰危机也不完全是消极的现象，它是确立新的信仰的必经阶段。
怀疑是理性的一种态度或功能，理性通过怀疑而为自己的分析和探索开辟道路，这种分析和探索的结合不是永远的怀疑，而是重新建立起值得相信的思想理论体系。因此，承认怀疑的作用，不等于主张怀疑主义。在这里怀疑是理性用来清理地基以便重建大厦的工具。而怀疑主义则不同，它是一种对待事物和自身的消极否定性态度，它的特点是一味地怀疑而不承认确定性的存在。在历史上，有的怀疑主义是怀疑人的理智和认识能力，怀疑知识的可靠性；也有的是怀疑世界的真实性。这些怀疑主义根本上是对任何确定性的取消，它在本质上是对“真”的怀疑和否定，因此它不能导致积极的结论。
怀疑主义就像信仰主义一样不可取。如果说怀疑主义对于思想的发展是一种腐蚀剂，那么它对于人类信仰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信仰的领域更多的是生活的领域。胡适说过，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则要有疑处不疑。如果在生活中抱有怀疑主义的态度，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坚定的信仰，不可能过一种有信仰、有意义的生活。
鲁迅先生在批判中国人劣根性时曾较多地分析批判过没有坚信态度的怀疑主义。他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哪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当然，鲁迅没有简单地把这看作中国人的天性，而是指出了导致这种怀疑主义的社会根源，即统治者的险恶和虚伪使人们不得不持多疑态度，这种态度是人民群众生存经验的总结和自我保护措施。
总之，我们虽然不要怀疑主义，但我们要怀疑；我们虽然不要信仰主义，但我们要信仰。我们所要的怀疑是导向信仰的怀疑，是保证信仰的正确方向的怀疑；我们所要的信仰是允许合理怀疑的信仰，从而是不怕怀疑和经得起怀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