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啊走啊，他们走了两里多地，来到乘拖拉机去旗里的站点。拖拉机来了，我的四五十岁的已经有了孙子的堂姐们扑上去，紧紧搂着我父亲大放悲声。这一点，蒙古人与汉人的确不同。我的堂兄和侄子们远远僵立着，像木头一样，眼里含着泪水。他们拒绝哭出声来，不断擤着鼻涕，往裤子上蹭。
我父亲似乎觉得不应该流泪，他扬着脸，弹着眉毛，不断眨眼睛，让眼泪顺原路流回去。
拖拉机开了，也就告别了如此众多的送行的人、羊羔及狗。车开出很远，他们还在站着，仿佛等待什么人的指令。在雨后苍茫深绿的草原上，他们的穿戴鲜艳夺目。
自 来 水
堂兄朝克到我家来，对我的书房、音响和跑步机都没发表什么意见，微笑着。他眯起眼睛，对着音箱的网罩向里面看，什么也没看到。里面是纸盆和木头，他摇摇头。朝克对我家最为赞许，由此对我产生敬意的事物你猜是什么？我真舍不得说出来，是——自来水。
他在我家吃喝几天，突然问：你家的水从哪里弄到的？我说自来水。他疑惑，说井在哪儿？
我哈哈笑了，这是楼房，哪有井？领他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哗——。朝克后退了一步，自语“跟公社的一样”。我说跟哪儿的都一样。他摇摇头，不，跟公社的一样。我说对，跟公社的一样。
没事时，朝克背手观赏水龙头，掏出手绢擦镀铬闪亮的水龙头，轻轻的、一点点拧开。水由细淌到奔放。朝克沾点水，用手指捻捻，放鼻下闻闻，伸舌头舔舔。朝克太崇拜这个水龙头了，低头从它的眼儿往里看。可惜龙头是个弯，使他看不到水的真相，更看不到自来水公司工作的情形。
朝克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真是有福气的人，有这个好东西——他指水龙头。你一打开就有水，对吧？我说对。朝克拍我肩头，你真是有福气的人。是的，有这种福气的人在沈阳还有七百多万人呢。但我没说，怕他不相信。朝克宁愿相信自来水是我写作有成绩，国家对我独有的赏赐。
那么——又过了几天，他问我——水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问题过了好几天才问，太沉着了。我简单地说，水库、自来水公司、管网、加压站。他摇摇头，说，你这个水龙头接在墙上。他拍拍墙，墙里面有水吗？白说了。我说墙里边有一根铁管，一直接到北京，水是从北京颐和园流过来的。他脸上皱纹次第打开，笑了，说你说的是对的。
对比朝克，我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整天想这个想那个，没想到家里有一个自来水，想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跟公社的一样。我应该再写一首诗贴在水龙头边上，向它致谢。
想来想去，“自来水”这个称谓起得好。自来水，多有诗意。除了天上降雨，水何尝自来？水，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么容易漏洒，捧都捧不起来的东西竟藏在我家貌不惊人的水龙头里，我也开始崇拜自己并向发明“自来水”这个词的那个人遥致敬意。这个名字比铁道部（应为铁路部）、火车（应为电车）、汽车（应为油车）的名字起得都要好，跟可口可乐的译名一样好。我把自来水翻译为蒙古语的“自己跑来的水”，朝克深为赞同。他家干旱，一般说，打十眼井也没一眼出水。出水的井打井费五千元，不出水的交两千元工钱。
甘珠
“绰洛特的地方，只出了一个县团级干部。”这是我父亲的独语，指自己，绰洛特是他的出生地。
“出了两个专家。”
“专家是谁？”我外甥阿斯汗问。
我父亲很高兴这样的提问。因为他频繁独语，我们早已掌握内容，从不问。但不问就像说相声没人捧哏一样，进行不下去。
“啊！”我父亲伸出手指点划，表示重要，“专家就是甘珠和温都苏。”
“您不是专家吗？”我女儿说。
“嗨！”我父亲不以为然，“我算什么专家？跟那帮土豹子比，有一点文化。跟专家比，差太远了。”
我母亲插话：“这么说还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我父亲流利地把自己的业绩说了一遍，最后质问：“这还不算专家吗？”
我母亲已进入厨房，这一通有理有据的独白，只让阿斯汗和鲍尔金娜开心。他们发现，奶奶的话像一根明快的导火索，每次都引发一串连环爆炸。
甘珠是我的哥哥，央视最早的记者。温都苏是一位草原专家，和我家也有亲戚。
央视当时的称呼叫北京电视台，节目好像并不播出，播出一般人也看不到。在60年代末，普通人家没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
甘珠奔赴祖国各地拍新闻。一次，他从延边回来路过我家，拿出两个苹果放在桌上——该苹果之硕红使我目瞪口呆。甘珠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园所产的苹果，送给叔叔。我父母经过谦让推辞，收下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北京，给他的孩子。甘珠这次拍的新闻，必是苹果园的红硕景象。
一天晚上，甘珠来到我家，神色不安，慢声说：“叔叔，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说着瞥我们一眼。我和姐姐已钻入被窝，正等着听新鲜事儿呢。后来，我姐真睡了，我只是偷偷闭上了眼睛。
他们把窗帘挂上，关紧门。
“叔叔，”甘珠的声音近乎耳语，当然是蒙古语，而我被这种气氛熏陶得心情激荡，太像电影了。“陈毅追悼会，我去拍的片子……”
“哦，哦。”我父母应和。
甘珠仍然慢慢地说“……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后到的，只穿着睡衣。”
甘珠见到了毛主席，太厉害了。
“主席没有理发，也没有刮胡须……”
毛主席有胡须？
“他哭了……”
毛主席哭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从来都是乐的。怨不得他们拉窗帘。
“哭得很伤心。”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小声抽泣。父亲很不满，他认为母亲根本不够级，说“你这干啥？”
甘珠接着说：“毛主席鞠了三个躬。”
后来，谁也没再说话。陈毅逝世，毛泽东为之大恸，使他们感到陌生而茫然。当时我父亲身上还有一堆“问题”没解决，不知道甘珠之所见，对他们这些微末的人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而甘珠说这些，在当时要冒杀头之罪。他还说毛主席哭得鼻涕那老长，这不是找挨枪毙吗？后来我睡了。再后来，我常想这件事，第一次把普通人的感情和领袖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哭了，说明他也有悲伤。想到这个，我也不禁悲伤。
甘珠是一个孤儿。他血缘上的亲人只有一个姑姑，即我大娘。顺着这个线索，我父亲成了他的叔叔。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一个人背不动当时笨重的摄像设备，要用车拉。在许多地方，人们疑惑他的工作，问：你在拍电影吗？说不是。你在拍照片吗？也不是。既然不拍电影不拍照片，你还能拍什么呢？在60年代末，不大容易说清什么是“电视”，说这个像说假话一样。
在我印象中，甘珠年轻的时候相貌硬朗。他翻译过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我到甘珠家里做客，他和妻子请假招待我，菜一道道地炒好端上桌。我不好意思，因为还是个小孩，面对这么多正规的炒菜，像是一个骗子。然而甘珠诚恳地——他永远是诚恳的——向我敬葡萄酒、说话，和我父亲请别的大人到家里吃饭一样。他有两个儿子，均顽皮，走到每个房间都伴有稀里哗啦的响声。那时是冬季，他大儿子为我表演往自己后脊梁的棉袄里塞三个雪球的游戏，令人惊讶。后来，我姐塔娜从北京回来，说甘珠的两个儿子都上班了，高大英俊，说北京话。说到这儿，塔娜大笑。为什么说北京话就可笑呢？因为这两个小鬼幼时只会说蒙古语，改北京话令人耳目一新。
甘珠老了之后，白发苍苍。我见过一张父亲和他与萧乾合影的照片。萧乾浑如弥勒佛，而他和我父亲都像从草原深处走出的牧人，甘珠的笑容诚恳安祥。我父亲在北京为翻译的事情奔走时，全由甘珠联络陪侍。听我父亲说，有一次，他走着发现甘珠不见了，回头看，甘珠蹲在地上，面色苍白。我父亲问怎么了，他回答心绞痛犯了，然后吃药。病症缓解后，他们继续赶路。到了晚上，我父亲问甘珠：你犯了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甘珠说：怕你着急，我知道一会儿就能好。我父亲又问：要是真有危险呢？甘珠说：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听了这件事很意外，甘珠恭谨细心，没想到竟如此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