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长短经一日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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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王霸之道 刚柔相济

【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掇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袅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觏,惟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

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祖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译文】

有人问:“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十全十美,所以死了以后,果然有机会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做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最后被毒杀。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正是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啊!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

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他像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想对两个人的功过取长补短的加以借鉴,评论谁更差一些到还是次要的。”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

【智解】

刚柔相济是长策

赵蕤为我们比较了汉高祖刘邦与汉光武帝刘秀性情的优劣。高祖刘邦生性豁达大度,勇猛坚忍,其起兵抗秦、创立汉室的业绩被世代传扬。东汉末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提剑而取天下,不是由尧、舜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人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

刘邦与刘秀的性情可以说很多地方是是截然不同的。刘邦性格刚强果断,有过人的胆量的勇气。楚汉相争中,因为他比项羽早一步率兵攻下秦都咸阳,引起了项羽的猜疑和不满,当时的楚军有四十万精兵驻扎在函谷关外,而汉军只有区区十万人。如果硬碰硬只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为了避开项羽的锋芒,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刘邦亲自带樊哙、张良赴项羽的鸿门宴,亲自登门致歉哄得项羽没了戒心。这一方面表现出刘邦的勇气和胆识,另一方面也看出其精明算计要高出楚霸王许多。权谋是刘邦争得天下的另一件法宝,集中体现在他的识人用人上,连他自己也这样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曾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但刘邦的权谋有时又用过了头,变得奸诈残忍,在对待开国元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天下平安,登上宝座的刘邦开始打击那些位尊权重的开国将领和大臣,首先便是最具威胁的军事天才韩信,他利用围猎的借口招来韩信,以谋反的罪名擒住了他,但因为无凭无据又只能放了他。韩信一怒之下真的造了反,结果被萧何骗入宫中杀死,落得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接着,刘邦又逐一消灭了越王彭越等割据一方的势力。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丞相萧何,以收受商人贿赂的罪名将其关押起来,削弱了相权。丁公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曾经作为项羽的手下追击过刘邦,结果也被高祖杀掉。

高祖在位八年,基本上把可能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部下都铲除或排挤掉了。刘邦做了皇帝之后不讲仁义,以阴谋诡计诛杀功臣,对于刚刚建立的国家有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如果要想国家长治久安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实际上,过于使用权谋是没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表现,一味地下猛药是不能让身体健康的。要是高祖刘邦不是在位八年,而是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如果仍然这样去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也未可知。

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25岁时才游历过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阴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又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他自己也曾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臃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慈的好皇帝。他在位30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还说:“我无益于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如文中所说,刘秀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可以说,与高祖较多地借助他人之力夺取天下不同,光武帝主要是靠自身的优秀品质和才干,得到了天下百姓的衷心拥戴和文臣武将的追随。虽然他的手下没有如萧何、韩信那样的旷世雄才,但是他自身的优点弥补了这些不足。可以说,在平定天下的事业中,刘邦与刘秀的性情风格各具长处,很难说孰优孰劣。

而在治国方面,刘秀的温良敦厚有时比刘邦的刚猛权谋更加明智有效。在打天下时刘秀并不比刘邦有优势,但其性格在治国上更优秀,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不会满足于眼前的安逸宁静,而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刘秀正是这样。在统一全国之后,他从保持政权长期稳固的角度确立大政方针,力图以制度、法令的形式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在夺取政权的艰难历程中,“云台二十八将”是刘秀的骨干力量,没有他们,刘秀根本不可能称帝,更不可能统治全国。但是,他并不因此都赐以公卿之位。刘秀不让功臣干预朝政,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没有让他们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而得以善终。后世把这称为“全功臣策”。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实际上是防止功臣势力膨胀,割据作乱。因此,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其意义不仅仅是“全功臣策”,也是“安国之策”。对于外戚,他就像对待功臣一样,可以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决不轻易交给他们大权,避免了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和王莽篡汉的恶果。既没有血雨腥风地诛杀权贵,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团结,又消除了动乱的隐患,从对待功臣和外戚这一点上,刘秀要比刘邦高明许多。

然而,刘秀治国安邦并非仅用柔道,有时也采用严猛的手段。实行“度田”时,他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一下就杀了河南尹张伋等守、相十余人,并对功大罪轻的南郡太守刘隆等人予以严厉处罚。执行阿附蕃王法时,王侯宾客坐死者竟达数千人。事实说明,刘秀治理天下之道,是有柔有刚,有宽有猛的,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奉行的是文武交用、刚柔相济之道。

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才能成治立功。这才真正是刘秀治国之道的思想渊源。刘秀自幼“不款曲,唯直柔”,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加上他气度恢宏,温文儒雅,虽然奉行刚柔相济的策略,却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采用威猛的手段,而较多地使用怀柔之术,以平和的方式解决棘手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做得丝丝入扣,有条不紊,显示出政治家的非凡气魄、战略家的犀利目光和对历史进程的控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