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长短经一日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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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自我克制 理性治国

【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吴之淳风,几致刑措。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官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网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周康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就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汉书》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文帝将赵佗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佗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罪,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召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仪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重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仅仅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年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祭祀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汉武秦皇,都能做好创业之君,但不是称职的守成之主。

【智解】

张弛有度才能持续发展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永平盛世,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由衷地赞叹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而距离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德至盛也。”的确,“文景之治”不仅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而且为后世的统治者树立了理性治国的楷模。

纵观“文景之治”的整个时期,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对极端做法的充满智慧的限制,国家的法令和政策都被约束在适宜的范围内,没有大起大落的唐突做法,仁德与严酷、文治与武功都达到了平衡,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治国闪耀着自我克制的理性光辉。

高祖刘邦以武功夺取天下,结束了秦末的乱世局面,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如何让国家从秦末所遭受的创伤中振作起来,走上富强的发展之路成了后来统治者日思夜想的大问题。

追随刘邦定天下的谋臣陆贾,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他认为,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赢得人民的心。在前朝“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暴政和秦末战争的破坏下,民生凋蔽。人民最期盼的莫过于恢复农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高祖刘邦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于是顺应民心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方略。汉文帝和汉景帝承接了先祖的做法,把这种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并且对汉初的政策加以改进和充实。

首先做的就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文帝、景帝时代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其次,“文景之治”开创节俭安邦之风。两位皇帝吸取了秦朝奢靡亡国的教训,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作为富有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的他们能够以身作则,行为举国的表率。文帝在位的23年中,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子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所以向来为统治者所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在文帝那里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汉文帝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但她衣物的长度都不及地,以此来节省布料,她的卧帐非常朴素连装饰的绣花也没有。作为太子的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如此看来,审时度势、张弛有度的治国治世是何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