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虽然它在“三礼”中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是却很快成为礼学大宗。它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儒家经典“三礼”中，地位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部是《礼记》。《礼记》一书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订的。东汉后期学者郑玄给《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释，这就使它能够独立成书，也就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学习。到了唐朝，政府把它升列为“经书”，成了一般士人必读的书籍。
戴德，字延君，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汉代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他和侄子戴圣都是西汉经学家后苍的弟子。戴德将先秦有关礼仪的论著选编了85篇，称为《大戴礼记》。但《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
戴圣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他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了《小戴礼记》一书，即今天人们见到的《礼记》。这本书原是解说《仪礼》的记文。
《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各篇正文之后的“记”，目的是对仪节的表述不详之处作以补充，不涉及到礼蕴涵的深意。文字大多是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礼记》中的各篇就属于这一类。
《礼记》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和记载了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的问答，以及修身做人的准则等等。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非常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道德、法律、哲学、祭祀、历史、文艺、历法、日常生活、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中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具有很强实用性的礼仪细节，但最为重要的是《礼记》中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极其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礼记》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一致重视。
《礼记》中多处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如《曲礼》就提出：追求高尚的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可能有成效；教育人们端正习俗，没有礼就不可能完备；论辩争执没有礼就不可能解决；君臣上下及父子兄弟之间的名分没有礼便不能确定；外出游学拜师，没有礼便不会亲密融洽；排列朝廷等级和政治军队，官员到位治法，没有礼便不可能树立威严；日常祈祷和庄严的祭祀，供养鬼神，没有礼就不能体现虔诚和庄重。由此看来，从日常小事到军国大事，从家事到朝政，从心理到行为都需要礼。礼是无比重要的。
《仪礼》、《周礼》的文字古奥，内容繁复，但是，《礼记》中却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也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礼记》的格言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延伸阅读
“四书”“十三经”和《礼记》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其中《论语》、《孟子》各有其书，《大学》、《中庸》却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们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代至清代的几百年间，“四书”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