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骑兵出身，但我对打仗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兴趣。1978年，赤峰师范学校大礼堂，在几百名学生几近骚动的狂热情绪中，校长一字一顿地念一份文件，念一个词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军！又！攻克高平！谅山。”
掌声四起，像大马车的胶皮轱辘在雨水坑里飞溅而过。我也许是唯一没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说，是忘记了鼓掌。当一支军队在外域作战时，远居内蒙小城的师范生为我军抑或是为高平而鼓掌？他们——我的同学们——把掌鼓过之后，早已忘记了。眼下他们大多是乡村中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养孩子兼养猪养羊，同时精通语法与课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的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断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1949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1947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鞍子上，三九天穿着夹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从视觉角度说，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步兵好看（把“好看”这个词放在进攻的战事里，似轻佻，但还是比“英勇”或“雄峻”这些词更朴实一些），骑兵在冲锋中显示威力。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他们高举着马刀。马刀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45度夹角。蒙古马在枪声中永远向前奔驰。战士也许有临阵逃脱的，但战马从来不会临阵脱逃。他们的主人把马蹬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当遇到敌人时，骑兵把马刀向左晃一下，然后右劈。那个刀下鬼可能连头带肩膀全被劈下了。马刀是不开刃的，倘开刃，会卷刃崩豁——人的骨骼毕竟也很坚硬。骑兵的冲锋与杀敌靠一股气势和膂力。从首长的观点看，骑兵能冲垮敌方的阵脚，动摇其士气；从全局看，骑兵的意义在利用机动能力围点打援，或牵制对方兵力。而骑兵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在蔽日的尘烟中冲锋或倒下。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着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后，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折翻于海上的双桅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上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捷也更令人战颤。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冲锋之前无比静默。你可以想象，拂晓时，开阔地尽头的胡杨林笼流一缕白霭，马队没有声息，骑兵们的表情几近麻木，眯着蒙古人细长的眼睛，颧骨黑红。人在拼死之前没有任何表情，蓄积精力，也是摈弃思维活动之后的精神状态。马，也不再低头啃凝霜的衰草，它们嚼一嚼嘴里的铁链，偶尔一抬蹄子，耳朵尖立始终等候着号音。这情景同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无不同。当成吉思汗的大军不远万里来到拒绝通商的花剌子模国时，两军对阵，草木肃杀，铁木真的头顶飘绕一阵白云，这云或许是从额尔吉纳河追随而来。面对敌阵在阳光下闪耀的锋戟，他细而长的眼睛若有所思，似更仁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战场上表情松弛，目光明亮柔顺。他说过：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
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
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
要像乌鸦一样坚韧不拔。
花刺子模的守军如铁桶一样箍成圆阵，神色漠然的蒙古马队像海青鹰一样冲过去，然后沿着圆阵包抄，接着是一支又一支马队射出，最终将圆阵撕裂。这是目前还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战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战法”，铁木真自称“海子阵”。
而战马，正是战马把蒙古帝国的帷帐一直扯到中欧和南亚。战马没有时代感，它们也许觉得还生活在13世纪，以为黑山阻击战与攻打俄罗斯大公国的区别不大，它们只是不懂炮火这种照耀夜空与震耳欲聋的东西。蒙古人的文学很喜欢捕排场厉，宫廷与民间的俱是如此。在他们的诗篇中，不时地赞美马，赞美起来没完没了。譬如某某英雄的坐骑，蹄子如“西海里的宝莲花，东海里的金盏花”；毛色如“锦州买来的海青缎子，敏州买来的湖青缎子”云云。蒙古民间艺人可以一气说出几十种美妙的缎子，来形容马的毛色。而卖缎子的地名，他们有时则瞎编，如敏州——一种大城市与布满珍玩的所在。在蒙古人口头传唱和印进书本的赞诵词中，艺术家尽情地歌颂着马（不仅仅是战马），不无夸张地形容马的表情、样子和每一个部位。作为文学手法，这种描写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透出了他们心底里的默祷：热爱马吧！马是蒙古人说不尽的话题。此外说不尽的话题还有草、女人和酒。我橱上有一尊蒙古国的瓷马，白色，温驯，备鞍鞯，昂首直立，并无奔腾之势。蒙古人看了之后，都赞美：“唉！这才像个马。”汉人涉及马的雕塑，多取悲鸿笔意，把水墨意味愚蠢地雕刻出来，马鬃像刺猬针一样直立。汉人艺术源流中的马，造型好的存乎汉墓画像砖的古朴与唐瓷的遒劲之中，两者均俱龙势，与大唐大汉相衬。蒙古人眼中的马是静态的，安然于天地之间，灵慧而和蔼。与蒙古人一样，它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暴躁与拼争。骑兵部队的战马，受伤卧下，一听到冲锋号便站立疾驰。对流血的主人，它会痛心疾首地围转，甚至悲鸣不已。这就是战马，而不关其毛色像锦州什么缎子。
在我父亲支离破碎的战争故事中，提到马，他总是肃然，像讲述一位领导的行状。骑兵心中最为不忍的事情，大约就是掩埋战马。他们不愿讲述这细节。战争回忆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令人不快的在于讲述者无意流露的细节会像弹片一样嵌在脑海里，给人深刻的恐怖甚至怪诞感。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攻打沈阳时，行军间传令在苏家屯的公路上待命。一发炮弹（只一发，搞不清是哪一方射来的）落在他们的队伍里，当时我父亲拿着烟袋锅正想和身旁的班长（也是他远房的叔叔）对火。爆炸之后，我父亲目瞪口呆地发现他的叔叔班长消失了。硝烟散尽，队伍又开始进发，他回头看到头顶的电线上一段残手握着烟袋，上面挂着6个飘带的烟荷包。烟荷包是蒙古男人重要的装饰品和情爱信物。那时，在电线上抖来抖去的彩绸飘带就是牺牲者的全部了。讲述时，我父亲的眼神又装满17岁时的疑惑：“我叔叔怎么就一下子没了呢？”我本来就沉湎于这种疑惑与残酷之中，听到这样的反问，更加不安起来。我怎么知道呢？答案本来很明显，他被炮弹消灭了。但我父亲痛苦的疑问是，他叔叔的笑脸、幽默、嘴角叼着烟袋和怀抱步枪的悠闲样子一瞬间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难道能够按顺序消失吗？），而烟荷包却明明白白地飘着。我父亲是否在想，让烟荷包消失让叔叔从炮弹崩起的浮土里一边咳嗽，一边站起来呢？
我感到，历史在许多时候常常以魔术家的身份出现。当有人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时，光束印在银幕上的则是一只历史的巨手，这只手还可以在银幕上做出许多古怪的手势。而其他的人，无论队伍蜿蜒了多少公里，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当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只有演员留在上面。上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被清洗出军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从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后，他仍和过去的战友们宴聚。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到60年代末期，内蒙古骑兵师——从骑一师到骑五师的官兵全都面临灭顶之灾。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关押、肉刑和精神摧残。其他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区的骑兵团（4948部队，老十四团）是酷刑最惨烈之处。这个团的团长（或许是政委）被打得遍体鞭伤之后，洒上盐水，用胶布裹住全身。几天后，造反派把胶布连肉带血撕下来。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仿佛叫阿穆尔萨纳或其他。最后，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双眼被挖出。他的家人回到了牧区老家。这个团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许多人被打死、致残或遣送乡下。此团番号旋被取消。在这里，我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人做出这样的酷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只能说是某一些人，在当时是多数人，至于他们是北京军区派来的或是本团的人都不重要。现今他们都活着，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个被折磨死的团长原来也有一条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内入党叛国分子”的名单。他只供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发现那是他故乡的一只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贵也正在这里：不想让其他战友遭此酷刑。但他的战友也没因他的高贵而幸免于难。我父亲也没因脱离军界而未遭劫，他被吊打15个昼夜，直至精神错乱，全身多处骨折，时在1969年的昭乌达报社。有几位参与领导和实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经没有兴趣录下。我父亲至今健在，当时的总编和蒙编部主任因不堪酷刑，自杀了。
1984年，新华社电稿平静地发出一条简讯：我军取消最后一个营级骑兵建制。我不想问我父亲对此有何感想，因为他不会戏剧化地产生什么感想。他已经离开了社会主流，而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无论他当年怯懦也罢，茫然与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籍。事实上，当骑兵很糟糕，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然而战争留给人的就是这些，它无法改变。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卡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个老骑兵说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