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差不多已经失去做一个好人的信心了。
当为了做一个好人而付出种种努力而希望甚微的时候，机遇又翩然而至，我惊喜于做好人并不像做上帝那么难，至少比念MBA容易一些。这都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年代。
譬如有人向你问路，你认真地答复他，为防止他步入歧途，又追上去重复几个要点，他会感激于你是个好人；譬如你把哗哗淌水的水龙头关上了；譬如你把一个丢了东西却全然不知的骑车人喊住，把楼梯上的西瓜皮扔掉，雨天在楼门口填几块砖，就有人说你是好人。
这么轻易就能当上一个好人么？
在单位，同事对领导的最高评价大多是“他不整人”，因而也是好人。有的领导在分房时没给子女要房，也是好人。我还听说有人评价某领导是好人，因为“天天骑自行车上班”。
现在是一个特别容易当好人的时代，只要你愿意当，这就叫历史性的机遇。
我小的时候，因为读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和向秀丽的故事，就在心中构筑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英雄模式。那时，争当英雄是毫不犹豫和别无选择的目标。经过种种实验，我痛苦于自己的懦弱。我在家里装煤的小棚里，试着用蜡烛炙烤手指，看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一边为钻心的痛苦而辗转，一边惊讶于邱少云为什么被烈火吞噬而忍着一声不吭。我不行，我实在挺不住一小会儿。一次，我把一根劈柴刺扎进指甲里，肿得流脓。我妈问是怎么回事，我支吾其词。我心里想，江姐10个手指都被钉进了竹签子却坚贞不屈，的确惊天地、泣鬼神。我另外敬佩的一些英雄，如用胸膛抵住塞入敌人碉堡内的掷弹筒的杨根思。我想象过那种壮烈的情景，但没有试验。我还想象过被敌人提去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和被烙铁烫的滋味。读书时，我必反复阅读这些革命志士遭受酷刑的章节，想象着自己能不能忍受得了。
事实证明我是个懦夫，我连最轻的一道刑法都受不了——挨皮鞭。我用的鞭子是在垃圾堆捡来的车床削出的卷曲的废屑，蓝瓦瓦的如软管一样，我们叫钢丝鞭。我只给了自己一鞭，小腿便印上了血痕。我捂着腿拼命想说出党组织名单，但我当时只有十来岁，并不知道名单。我虽然清楚父母都是党员，但不忍心出卖他们。
这些都是在装煤的小棚中演出的。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必然要成为一个叛徒，想起最糟糕的名字——甫志高。我就是甫志高，这是无法接受而必须接受的现实。后来我在话剧当中看到甫志高出卖革命的丑恶嘴脸时，又觉得能够理解他的苦衷——钢丝鞭、蜡烛烧手以及扎进指甲的木刺。但我还是憎恨他。
这使我失去了做一个好人的信心，又增添了心灵的负罪感。有一次，同学说我的一绺头发垂下来像甫志高，我如雷轰顶。他怎么知道我就是甫志高？我彻夜难眠，反复思考这件事，希望他是说着玩儿，希望他是无意的。过了一段时间，当我鼓足勇气把“甫志高”这个恶谥回敬给他时，那同学嘻嘻一笑，竟不在意。这使我陷入了更深的苦恼：人，当了叛徒还能洒脱自如吗？当然，在今天，做更深刻的叛徒与竹签子和辣椒水都无关，还可以叱咤风云。
一种自卑情结一旦附体，不光会造成懦怯，还有一个好处是不敢背叛。“你不是一个好人”像针一样会不断刺向你，这样就干脆成不了坏人。虽然不好不坏这种状态最终导致一种无能，但从道德上说，还比当一个豪迈无忌的坏人要好一些。
我不后悔儿时受过的那些英雄主义教育，一种在游戏状态下的自我行为也不失为斯多噶式的清苦磨炼。可我想不到是，它所产生的自卑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起到警示作用。
比肉体痛苦更痛苦的是不得已当叛徒，而为了回避这个角色就得时时提醒自己当个好人。这种警示作用甚大又甚长久，直至影响人格的形成。1969年，听说苏联人要进攻中国的时候，我当时11岁但已经傻了。我怀疑在他们打进来之后，自己将不幸成为叛徒。令人欣慰的是，孙玉国等人打退了苏联人。
历史给人以新的机会，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做一个好人，而且永无充当叛徒之虞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好人的标准又修改为“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给半身不遂的老年人下绊子”，到那时，当好人更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