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在摸索“和平之路”。当然，其所指的“和平”，就是要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它之所以顽固地拒绝《九国公约》会议，坚持两国直接进行交涉，是认为这样可以强迫中国屈服，于己有利。
最初有意在中日两国之间担任调停的，是英国。在华中持有权益颇多的英国，殊不愿在上海乃至长江流域的战火扩大。但是，日本的一声恫吓：“要把委托英国调停的广田弘毅宰掉！”英国便噤若寒蝉。
日本钟情于迅速接近的德国。
他们直接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明日本方面意图：在内蒙组织自治政府；华北不驻兵；上海由国际警察管理；停止排日；共同防共；减低日本货进口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开始。
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他边往外抽椅子边声明：“不能受理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如果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蒋介石坐稳了座位，仍然在说：“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你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陶德曼赞同：“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孔祥熙也在座。附和着说：“那将是可怕的。假使那样的话，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陶德曼说话不多，他看出中国还在等候国联的裁决，便以德国人爱说哲学的腔调劝道：“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待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接受和谈。”在告辞时，他迈着猛兽似的有弹性的步伐，跟在蒋介石身边，带着自信的口气用鸽子似的咕噜声说：“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陶德曼将这次见面的结果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并向自己的政府报告。
就在这时，华北方面，太原失陷；淞沪方面，则由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国军不得不转移。广田判断此为日本诱引中国议和的大好时机，乃再度敦请德国出面。于是，陶德曼于11月28日与业已迁移汉口办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接着在29日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提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并作试探之后，要求再次与蒋见面。
蒋介石同意。
11月30日，陶德曼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的陪同下，乘轮东下，12月2日到达南京。在前一天，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过：“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12月2日，蒋介石在听取了徐谟的报告之后，召集军事长官汇报会，征询对日本军部所提和案的意见。在会议中，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表示，不妨同意进行交涉，遂决定了两项原则：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二、华北政权须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介石与陶德曼第二次会谈，蒋介石首先讲明上述两点，而后说：“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虽然贵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而不可改变。”
陶德曼又将此意转达日本广田外相。
然而，日军在这一个月中，已登陆杭州湾，攻占南京即在眼前，故而借军事优势的气焰而加重了谈判条件，另外追加了四个条件：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设立“非武装区域”；日、“满”、中缔结经济协定；中国给日本赔偿等。
上述条件经由陶德曼于12月26日转达孔祥熙。
孔祥熙两个手直发抖：“这个条件无所不包。日本也许要十个特殊政权和十个非军事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应该想到将来———会自取灭亡的！”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若干人员，民族失败主义及和平妥协倾向加重。一天，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官邸请客，与会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当大家谈到当前的局势时，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斗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趋向汪的座前跪下，以无限悲感激动的表情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汪精卫好不得意，却也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在座的也有的泪下沾襟。当时，汪的幼女季筠看到这种场面，还以为他们是酒后余兴呢！
1938年的元旦之夜，外交部长王宠惠收到的“贺年礼物”就是陶德曼转交的“追加四条”。如此苛刻的条件连蒋介石也望而却步。他也弄明白了日本那一套：先用笼统含糊的条件使对方接受；接下来就是补充说明，任意提出要求，层层追加，直至对方束手就擒。
1月2日，王宠惠电告仍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称：我方初以日本条件空泛广宽，无从考虑，昨日陶大使又转达驻日德大使与日方各要人历次谈话印象。政府对此方案正在研究，在未决定办法之前，“执事可常与驻东京德大使联络谈话，听取其所述，勿表示具体意见，同时日方如有要人求见，勿予拒绝，而以同样态度应付”……
12日，陶德曼再晤王宠惠，询问对于日本条件的答复。王宠惠答：“如果日本政府将详细办法正式通知我方，则可以考虑答复。”
陶德曼表示：“恐怕日本方面不会将细节明白表述。”
13日又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倘在15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
在下午的第二次会谈时，王宠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宣读了一份中国政府的文件：……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陶德曼闪动着狡黠的目光，不怀好意地反问道：“这个通知就是答复吗？”
“我方所要知道的是四项条件的内容。”王宠惠说。
陶又问：“如果日方认为这是一种躲避的答复，将如之何？”
“如果我们有意躲避，又何必再询问其内容与性质！”
王宠惠的答复文件，由陶德曼转，经驻日大使送达日本政府。日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答复”。乃于1938年1月15日决定“陶德曼工作”结束。
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