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到西安事变时，才有干戈化玉帛，才有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再次和平相见，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因素却早在萌芽。尽管这种朦胧的欲念在周恩来那里是暗火一簇，在蒋介石那里只是火花一闪……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蒋介石背上猛击了一掌。他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在国际上也要搞点平衡。既然日本成了敌国，能与之抗衡的除了英、美外，与中国近邻的苏联不可小视，他不想四面树敌。所以，1932年12月，当宋子文和孔祥熙鼓动他恢复中苏邦交时，他答应了。过了两年，日蒋矛盾更显尖锐，他不得不召集近臣商议：“看来与日本人的战争已不可免，所以与苏俄的联系要加紧，我们不能面对两个强敌，再让中共在背后戳我们一刀。我看第一个步骤是派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他有与苏俄打交道的才能。”
在座者频频点头。
他们知道，邓文仪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被蒋介石保荐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成为“复兴社”的主要支柱“十三太保”之一。他在当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期间，只是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蒋对他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时而呼之使来，他从无怨言，并对人解释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固然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精忠的那个精字。”邓文仪好以“理论家”自居，还喜欢四处演讲，一讲起来就没个完。所以有人便给他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一讲四点钟，个个头发晕，精神训练害死人！”一个部下实在憋不住，劝他：“你讲话能不能简短点？”邓文仪不以为然：“讲了总比不讲好，讲得多总要听进一两句，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部下无可奈何：“你看人家都喜欢听蒋经国演讲，往往言简意赅。”邓文仪亮眼一翻：“蒋经国算什么？他懂的哪有我多！”邓文仪仕途并不畅。1934年，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飞机场停存的五架军用飞机，突然一夜焚毁成灰。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行营谍报科长邓文仪彻查。在调查过程中，邓竟与机场主任徐培根串通一气，把这件事说成是汽油库发生爆炸引起的。与邓并称为三大巨头的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秘书长杨永泰内部矛盾尖锐，举报邓文仪有接受徐的贿赂嫌疑。蒋介石在震怒之下，将邓文仪一切公开职务撤销。
邓文仪衔命再度出国，不敢马虎，在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秋天回国述职时，他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
蒋介石对邓文仪的工作勉励了一番，忧虑又袭上心头：“日本在华北步步进逼使得南京政府也岌岌可危，我们不得不准备抵抗。要抵抗，必须取得苏俄的援助，就像当年黄埔东征一样，但现在的形势已非同那时，有共产党从中作梗。”
邓文仪领会这个意思：“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有和中共疏通关系。”
“对，必须首先设法同中共缓解。据我观察，这个工作在国外做比国内有利。做得成，与我们有利，做不成于我们也无害。既可避免党内攻讦，说我们与中共如何如何，又可使共党不至于在国人面前有得势之感，高我们一头。我们不过是为了民族利益，无暇顾及而已。”
“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
“你即刻返回莫斯科，要在国际上争取苏俄对中国的谅解，想办法与中共在那里的代表接上头。国内的联络我另有布置。”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凡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或者过去曾在中国担任过顾问的人，以及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他都一一联系，与之恳谈。他把这些私人谈话毫无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送回国内，供蒋介石参考。
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潘汉年在红军占领遵义后，即由朱德、周恩来派往白区，临行时周恩来曾叮咛：“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同年夏潘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此时正准备回国，却与邓文仪接上了头。
蒋介石做事总喜欢两手。在邓文仪于国外寻找与共产党对话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了活动。蒋介石将此事交给了CC派头子陈立夫主办。陈立夫又委派曾养甫具体负责。曾养甫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他又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当联络员。谌既是曾养甫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又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觉悟社成员，还一度参加过共产党，认识不少共产党人。曾、谌两人的交情很深。当曾把“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提出来时，谌一拍胸脯：“放心，包在我身上！”他先去找他的湖南老乡、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翦伯赞搜肠刮肚，提了好几个线索，谌小岑都感到不合适。突然他一拍脑瓜想到北平中国大学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是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也说：“吕振羽替《丰台》写过稿，你可能见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你不妨写封信去试试。”
谌小岑回去就写：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北平临委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由北平临委周小舟负责联系。周小舟是湖南湘潭人，与翦、谌早就相识。吕振羽一看信，知道信中的“姜”指蒋，“龚”指共，事关重大，立即将信交给了周小舟。周小舟请示北方局。北方局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后，回电同意。吕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政治上十分可靠。吕当即辞去教职，去南京探明究竟。他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与曾、谌接上了头。
第二年1月，周小舟赶到南京，住在新街口北面一家大旅馆，向吕振羽传达了有关谈判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第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周小舟让吕常驻南京，他自己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上传下达。吕振羽此时正式向周提出入党申请，并通知对方，说谈判线索已经找到，故意表示要很快北返。曾养甫急忙叫他留下，充当中间人。吕面有难色：“哎呀，既在留我，我在北平的饭碗就丢了，这生活费……”
“这好办好办。”曾养甫爽快答应。随即送来函件，聘请吕为铁道部专员，每月车马费银洋二百元。吕振羽把钱交给周小舟：“这是咱俩的生活费。”
过了几个月，周小舟高兴地告诉吕振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没有候补期，为中共正式党员。周还带来了任命吕为这次谈判代表的训令和密写药水。吕振羽为之一振。他俩立即投入紧张的活动。他们首先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分送到收件人所在机关，或托人妥交。信中附有中共的“八一宣言”。
曾养甫为双方的交往正高兴，一看“八一宣言”，脸色陡变，指着“宣言”上称蒋介石为“人面兽心的败类”和“卖国贼”的字样，对吕振羽大发雷霆：“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
吕振羽答道：“宣传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的字眼，是不是事实？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
曾养甫胸脯还在一鼓一鼓的：“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振羽摆手：“哎，曾先生，共产党的力量不在枪支的好坏和多少，在于深得人心。”
曾养甫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把话题转到周小舟身上：“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
吕振羽大笑：“中共的干部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你管他是大是小。周小舟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
这一年，周小舟不满24岁，温文尔雅，身穿长衫，很有风度。毛泽东也很欣赏他，后来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秘书。他与国民党要人见面时总是递上一方名片，上印“周小舟”三字。其实他本名周怀求，因为年纪轻，别人老喊他“小周”，于是他改名为“周小舟”。新中国成立后，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成为省委书记黄克诚的得力助手。可惜他47岁当上湖南省委书记后，被错误地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更是横遭摧残。一天晚上，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那时，他才不过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