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末，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等政治局领导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中共中央严密注视着“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他们曾于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在一个文告中提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除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这是中共最基本的对外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五项又规定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3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在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夹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1932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如今才回国。
在那天的洗尘宴上，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喜从天降。王明同志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一杯60度的老白干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他试图代表莫斯科，要让中共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岌岌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能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也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但王明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然而毛泽东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那个土窑洞成了他与外国朋友的会见厅。一天傍晚，于抗战爆发时来到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来到这里。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毛泽东从桌子后面挪出来欢迎他：“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他俩在桌子两边对坐下来，毛泽东轻声地喊窗外的警卫员去取来茶和花生。他们谈到深夜，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还有，整个红军组织的成员们。
谈到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毛泽东爽快地回答：“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民党是有区别的。具体地说，大致有几点：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与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与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
毛泽东偶尔站起来，叼着香烟或烟斗，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谈着。转到欧洲局势时，卡尔逊说，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将参战。
“不，”毛泽东从嘴里抽出烟斗，强调说，“英国不会为捷克打仗。如果德国插入西南，英国就会参战，但它不准备为捷克而战。”
卡尔逊一愣。但次年10月，在慕尼黑，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毛泽东在他的旧烟斗上装上长长的、多筋的黄烟叶，信心百倍地说，“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一品脱等于1／8加仑）。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他补充说，日本在中国的进攻没有主要方向：“这里攻一下，那里打一下。增援部队是一点一点的。他们最大的错误是部队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烧杀抢掠，激怒了全国人民，粘固了抵抗的意志。”
毛泽东眼睛里闪着亮光，遐想着结束了他的话：“有几种围困。日本人想围困我们；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和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