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约见林彪。事先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林彪会见了蒋介石。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林彪要求彻底实行“三停（停捉、停打、停封）三发（发饷、发弹、发药）两编（中共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蒋介石说：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只要他活着，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并夸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是蒋介石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共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且对新四军问题绝不让步。当林彪在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马上制止：“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我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介石还特别关照：“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但蒋介石的语气明显趋缓。周恩来将此电告中央，建议我们主动与张治中谈具体问题，中央同意。
12月24日，周恩来和林彪来到桂园张治中的家。寒暄几句，张治中便提出将中共方面的谈判条件拿出来看一看。
“我可以说给你听。”周恩来不想把原始材料交给对方，他完全可以凭他过人的记忆力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
张治中急忙拿出纸来记录。记好后他又与林彪核对了一遍，没有误差。中共的四项条件是：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20年之后，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重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誊写一份送给蒋看。蒋随即召开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与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过了新年，1943年1月9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和林彪，正式答复中共所提四项条件，同国民党方面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及《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甚远”。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周恩来不禁一愣：“你不是认为这个条款可以接受吗？”
张治中扶了扶了眼镜：“我是认为可以，即使现在我也认为党和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12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
不管任何私情公谊，一坐到谈判桌前便是代表两方，自然没有私情可徇。他认为：“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处，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这些都可以再研究嘛，怎么能说是相距甚远呢？”
没有结果。
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已不像先前那样着急，他在等待另一种东西：“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具体解决问题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等苏联的胜利、国民党抗战更需要我们时较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