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在1944年12月中旬又去了趟延安，这次去只待了两天。他是同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一起去的。伯德中校是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这一次他们是替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少将前去探听共产党的虚实：看看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几千人的部队，可望延安提供什么样的支援。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讨论了这个计划，然后回到重庆同麦克卢将军进一步商谈，又带了一个扩大的建议再去延安。这个建议涉及二万五千名美国伞兵。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都很吃惊，连连咂嘴，似真似假地说：“二万五千名……这是要和我们当年的长征媲美呀！这件事关系重大，看来只有我和恩来同志亲自去一趟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当面谈才会有结果，可惜我们两人至今没有得到邀请，不请自去，怕不合适吧？”
但是，当包瑞德说此计划已经得到美国驻中国最高官员的批准时，赫尔利大使却说他压根不知。大使感到，他又一次被人绕过了。此怠慢之举，自然轮到包瑞德代人受过了。
此事发生之前，魏德迈已向陆军部建议，提升包瑞德为准将。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宋子文向赫尔利抱怨这两名美国军官背着大使在延安干的事情之后，赫尔利设法使包瑞德的晋升搁浅了。
注定一辈子只能当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团团长的职务被耶顿上校接替了。这位耶顿上校很合赫尔利和魏德迈的口味。他在莫斯科当武官时，获得了坚决反共派的美名。
在这前后，戴维斯调到莫斯科。赫尔利指责“戴维斯是共产分子，没有按照本国指示来支持中国的国民党人”。尤其是对戴维斯最近写的一份备忘录感到恼怒。这是未经大使同意，由林沃尔特发给华盛顿的，里面写道：“蒋委员长和中共的谈判失败了……现在是我们要明白地告诉蒋介石，我们将同最能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无论哪一方的中国军队合作，并且有权向他们提供援助。”
回到华盛顿的谢伟思指望自己能被派到莫斯科去，但是戴维斯已经去了。魏德迈要他仍回中国。谢伟思犹犹豫豫不敢从命，赫尔利的态度使他忧虑。魏德迈安慰他，可以只为军队工作，而不是为使馆工作。
谢伟思回到重庆不到两天，赫尔利便召见他，对他说，要是他只是准确地报告情况，那便罢了；他要是想做什么手脚来妨碍赫尔利，那么，大使就叫他倒霉。
于是，谢伟思又一次到了延安。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美国观察员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的住处，和谢伟思聊天，感到十分吃惊。
一到延安，谢伟思发现，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硬了。原因是他们对蒋介石一周前发表的有关共产党人的“顽固”讲话不满。谢伟思向重庆汇报说：“共产党人认为，委员长3月1日的讲话实质上是一种宣战。”
3月13日，毛泽东邀谢伟思又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举棋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
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
赫尔利断定，谢伟思去延安的目的，是把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的有关秘密计划交给共产党。返回华盛顿的赫尔利大动肝火，气急败坏，尽管文森特（即范宣德）再三劝解，赫尔利还是命令谢伟思立即离开延安返回美国。
4月1日，他最后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郑重表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政策，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以能做到的方式进行合作。“凡是我们能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做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内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你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决一死战……”
三天之后，谢伟思离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步出窑洞，恋恋相送，远远招手。
4月12日，即罗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华盛顿。6月的一天，他突然被联邦调查局以“国际共产党间谍罪”逮捕，该局的特工人员搜查了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特工们认为，他手头保存着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材料，这本身就说明他居心叵测。这6名所谓共产党间谍的被捕，一时间使得右翼报纸甚嚣尘上。他们说那些“被盗的文件”使美国转向亲毛反蒋，而偷窃文件的主角就是谢伟思，也就是“国务院派往驻华使馆的主要顾问”等等。
在重庆，国民党报纸对谢伟思的被捕拍手称快。
但在延安，反应就截然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想到谢伟思的被召回会导致这样的结局。6月2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人们普遍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中把谢伟思的被捕称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赫尔利之流”这种愤怒的叫法。毛泽东的一位主要传记作者后来说：“通篇社论的调子都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它在结尾部分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美国当局居然支持中国反动派，中国人民是会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的。”
谢伟思是在8月10日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的，这次不像他被捕时那样轰动，因为恰好美国这时在长崎扔了原子弹。8月14日，他被召去参加驻外人员委员会的会议。第二天，该委员会发给了他健康证书，恢复了他的工作。国务院表示，他将被派到欧洲去担任职务。但后来考虑到，中国的国民党人会把这种安排解释成：他们所不欢迎的人将被赶出亚洲。因此，在9月日本投降不久，谢伟思被派到了东京外事处。
以后，中国大陆解放，谢伟思和其他几个“中国通”被美国忠诚委员会指控为“不忠诚”，被扣上了“丢失中国”的罪名，纷纷被解职，审查。
再以后，1971年，当中美两国紧闭的大门尚待启开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北京的一位美国客人发出邀请，欢迎四位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费正清、文森特和拉铁摩尔到北京访问。随即发出的请柬写明：谢伟思夫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时去访问的其他访问者一样，将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客人。
谢伟思通过《纽约时报》接到转来的邀请，马上写信给周恩来和他在延安时代的老朋友、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不到两星期，谢伟思就得到通知，说他可以在渥太华领到签证。
谢伟思于1971年9月26日抵达北京，在中国待了六个半星期。
他最大的愿望是想再见一次周恩来。他通过中国人民友协转达了这一愿望。刚到中国时，他曾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匆匆地见了周总理一面，但是没有机会交谈。他和妻子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时候，再也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话。他知道总理很忙，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不久，神秘的基辛格到了北京。他征询谢伟思的看法，又怕房间里安了窃听器，在拘拘谨谨的简短交谈中，基辛格不时打量着房间的各个角落，像在侦探什么似的。基辛格也不知周恩来是否会召见……
在谢伟思结束中国访问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要与周恩来见面的通知，他毫无思想准备，热泪盈眶。
在开始时，周恩来关切地提到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时刻，又问起他们的那些共同的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森、文森特，等等，并且说，如果他们到中国来，当然也一样受欢迎。
接着，周恩来开始了有关世界大事的三小时的谈话，从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到世人关注的台湾地位……
往事历历在目，谢伟思极为感慨。因为时间老人的步履已经跨过了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