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文是四川人，父母是七十年代末返城的知青，在农村那些无聊的日子里两个人偷偷地恋爱草草地结婚，回城后双双进了市里的一家化工厂做了普通工人。这种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年，也就在辛文七岁那年，化工厂破产倒闭了，母亲回家待岗，父亲勉强留在工厂看大门，窘迫的家境是辛文童年最深的记忆。
父母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父亲曾经概括他们那一代人是：长身体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知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参加工作赶上了上山下乡，回城返乡赶上了改革开放，想要踏踏实实养家糊口又赶上失业下岗。总之，他们就是倒霉透顶的一代人。父母把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梦想，都寄托在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身上，希望她们日后能够出人头地。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姐姐辛琳高考落榜，这让父母非常失望。姐姐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一直经营惨淡，她没能成为父母希望的眼中有出息的女儿。
小女儿辛文从小喜欢唱歌，在中学期间她是学校里的文娱骨干，凭借着一首《我爱你，中国》还获得过市中学生文艺汇演的一等奖，由此，辛文还做过好一阵子歌星梦。有姐姐高考落榜的前车之鉴，辛文对功课一直很用功，她梦想高考时能考入一所国家级的艺术院校。高考结束时，辛文却只被本市的一所师范学院专科录取。颇有些怀才不遇意味的辛文，在师范专科毕业后没有去小学当老师，而是托同学父亲的关系进了本市的一家都市小报做了一名记者。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后，辛文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家庭的境况。
辛文的专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对于如何做一名记者还是完全陌生的，但凭借着良好的悟性和灵性，加上不错的文笔，辛文很快就展露出做记者的天赋来了。这一天是报社发工资的日子，辛文的实习工资加上稿费一千刚刚出头，对于这样的收入，她还是非常满意的。下班时间一到，辛文就着急往家里赶，她要请爸妈和姐姐去外面的餐馆大吃一顿。
虽然气温还没有降到零度，但江苏的冬天有一股比干冷的北方还要难挨的寒气。
辛文一边蹬着自行车往家里赶，一边盘算要去哪家餐馆吃什么菜。快到家时，她被路边的一堆人群吸引住了视线，她出于职业敏感停下了自行车。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妇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半大孩子，面前一块纸板上用不错的毛笔字写着一篇挺长的文字，标题是：民工讨要工钱八载，试问人间天理何在？ 男民工戴一顶破烂不堪的迷彩帽，正蹲在地上一口一口嘬着几乎烧到手指的烟蒂。女人怀里搂着稍微小一点的女孩，那个女孩也许是生病了，眼神里一点生气都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吃着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递过来的一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一大口咬下去几乎咬到了自己的小手指。辛文读着纸板上悲苦的文字，看着眼前凄惨的一幕，一种记者的使命感使她很想为这家人做点什么。另外，辛文还隐隐觉得如果帮助这一家人讨要回他们的血汗钱，很可能成为自己从事媒体的一个转折点。辛文主意已定，决心搏一把。她把这一家人带到路旁的一间云吞馆里，给他们每人要了一碗云吞面和三屉大蒸包，又给家里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报社临时有采访任务，改天再请他们吃饭。
辛文看着一家人把饭吃完后，才开始询问其事情的原委。
带迷彩帽的男人名叫张敦旺，原先是河南新乡农村的一名民办教师，八年前因为父亲得了肝癌无钱医治，便放弃了收入微薄的民办教师工作，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包工队，告别了刚结婚一个月的妻子出外揽活挣钱。经人介绍，他们的第一趟活就找到了本市八年前的一个市容规划工程，由于工程没有公开招标，私下被几经转包后，给了当地的一个大包工头，张敦旺又从大包工头的手里承包了市经委办公楼建设的部分工程。
九个月干下来后，大包工头只负责了他们吃住，应该结算的二十三万元变成了一张欠条。眼看年关到了，张敦旺只好劝说怨气冲天的父老乡亲们回家过年，自己留在工地上等着催要工钱。张敦旺找到大包工头后，大包工头每次也都是一肚子怨气，说自己拿到的那点工程款还不够给民工们垫付的伙食费，就让他一等再等，谁知这一等就是八年之久。说到此处，张敦旺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文记者，你……你可得帮我们农民讨个公道啊！俺爹……爹闭眼我都没敢回家啊！为了躲债，我已经七年没回家过年了，俺媳妇跟着俺没享过一天福、一天福，还有两个孩、孩子……。”
辛文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大男人号啕大哭让辛文心里震撼不小，泪水落在了采访本上，把自己刚刚写完的一行字泡得模糊不清。
“你们今晚先回去休息，明天中午带上所有的证据到报社找我，这是我的名片。”辛文把名片递给张敦旺的瞬间，看到了他妻子呆滞、木讷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光亮。
第二天上午，辛文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向主编作了汇报。上午报社领导就此事开了一个很短的碰头会，觉得这是一件提高本报影响力的好事，决定支持辛文帮助民工讨要工资，并拿出一定版面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辛文随后联系了市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和张敦旺一家四口来到了市经委，市经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过问了此事，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用牙签探寻着后槽牙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应付辛文他们说马上向领导汇报后再给答复。
当天下午出版的都市报和晚间的电视新闻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摄影记者按照辛文的授意，摆拍了很多张敦旺一家悲惨状况的照片，第二天国内几家有影响的网站也纷纷转载了这些照片。没到中午，市经委主任亲自给报社打来电话，并出面接待了辛文和张敦旺等人。昨天捏着牙签剔牙的办公室主任也是满脸堆笑，对张敦旺一家人嘘寒问暖。市经委主任略带埋怨的口吻对张敦旺说，此事可以亲自向他反映，没有必要惊扰媒体，最后答应他们尽快协调各方圆满解决此事。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由市经委牵头找到了当年工程的总发包商和那个大包工头，几经协商后，给张敦旺连本带息总共补偿了二十九万元的拖欠工资。
这件事情使得辛文成了市里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在报社里，主编大会小会上的表扬也使她迅速蹿升为社里的名人，一年多实习记者的身份很快地转成了正式记者，报社的一些对外应酬，社长、主编也总是喜欢带着她出席，这使得一些工作多年的老记者们很是眼红。
二十三岁的女孩是真正的花季年龄，在那样一座小城市里，女孩、年轻、漂亮、记者、荣誉，当这五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时，辛文也很快成为了一些好事者的编排话资。最初流传说辛文是主编的“小蜜”，去省城开会时两人住的是一个房间。后来说市委某个领导与辛文有着暧昧关系，还有人看见她去市立医院妇产科做过检查。后来又传说主编的工作调动，是因为与那位市委领导争风吃醋导致的结果……一时间，辛文几乎成了报社的一颗定时炸弹，没有人敢得罪她，但也没有人敢接近她。有一天下午，不善言谈的姐姐辛琳，关掉她本来就惨淡经营的服装店，跑来苦口婆心地“规劝”了辛文整整一个下午。
那个阶段，辛文在精神上几乎完全崩溃了，刚刚扬起的生命之帆被世俗和偏见撕扯得变了形。
辛文第一次到北京并没有什么打算，只是作为一次旅游和散心。毕业后将近两年的工作时间让她攀上过巅峰，也跌落到了谷底，小地方特有的闲暇、猜测、嫉妒和谣言，使她痛恨小地方这种卑微、琐碎的生活方式。这样生活状态无异于是在浪费生命，辛文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终其一生，她生命里应该不断有新鲜的、有激情的东西来激发她的潜能。只要给自己一个适当的舞台，她就能舞出动人的舞姿，辛文绝对相信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
第一次站在北京的街头，她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她甚至想象着自己即使是一个乞丐也不会引来任何关注的目光。尤其让她感到震撼的是北京的报摊，这座城市的每个报摊上都有几十份上百份的报纸和数不清的杂志，这里不愧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中只有三份报纸还属于同一个报社，除了发几篇新华社的通稿，就是在网上摘来抄去几段过时的信息，再就是关于那座小城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帮助张敦旺讨回拖欠的工资，使她体验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神圣，同时也把她卷入了是非的深渊，但辛文不后悔，当张敦旺哽咽着用他那双沾满泪水和鼻涕的双手抱住自己的裤腿时，辛文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冲动。
为了散心的北京之行，改变了辛文的一生，回到报社的第二天，辛文毫不犹豫地交上了辞职报告。
刚到北京的那些日子有些凄惶，对于辛文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城市。来北京时带的三千块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她退掉了租赁的一居室，搬进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
地下室房间的隔断用的是胶合板，根本就不隔音，门外过道里每个由远而近的脚步声都会让辛文感到紧张。后半夜，隔壁有节奏撞击床板的声音让辛文心烦意乱，她甚至能听出叫床女人的温州口音来。叫床声让辛文感到惶惑、惊恐，还有些同为女人的羞愧，实在忍无可忍之后，她把单人床拖到房间东侧，刚刚躺下，这边隔壁如雷的鼾声仿佛就在耳边响起来。辛文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她趴在床上呜呜地哭泣起来。床板的撞击声，温州口音的叫床声，如雷的鼾声，还有孤立无援的哭泣声，汇成了这个大都市底层移民的夜半交响乐。
自己的未来是什么？自己还有未来吗？辛文觉得眼前一片茫然。
最初决定来北京，是因为在大街上看到报摊上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辛文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找一份媒体的工作不应该有问题。但是，许多天来找工作的连续碰壁，使她有些灰心丧气。大多数媒体在招聘中，即使不强调新闻专业毕业，也至少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而辛文的专科学历成了她求职的一道门槛。
早晨，气温低得已经让地下室的洗手间开始结冰了，辛文照例去小区门口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招聘信息的报纸，然后去报摊旁的早点摊吃早点。以往，她是不会到这样的路边摊点吃饭的。早点摊上的女服务员用冻皴的手给他端来一碗馄饨，半个大拇指似乎已经伸到了馄饨汤里，辛文皱了皱眉头，端起碗来转了一个方向，避开了服务员的手指印，才把那碗馄饨吃了下去。
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倒是不少，但绝大多数的媒体招聘底线还是本科以上文凭。辛文对这一点感到既气愤又无奈，她看到过许多学中文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写的东西还不如自己中学时的作文水平，但他们照样底气十足地混迹于媒体。一股细微的北风吹入领口，辛文打了一个寒战，她抬起头望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从心底涌到眼眶。模糊之中，早点摊墙壁上一串涂鸦的数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13345771243办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桥洞河边，随处都能够看到这类办理各种假证件的涂鸦广告。
回到八平方米住处，辛文从洗手间找来了剪刀胶水之类的东西，开始包装起自己的专科毕业证来。她先按照毕业证上的印刷体临摹字体的大小比例，然后将其中一个较为满意的“本”字用剪刀绞下来，粘贴在毕业证的“专”字上，然后用从洗手间找来的一片刮胡刀刀片修改其粘贴处的边缘。随后再用同样的手法把在校学习的日期从两年改成四年，从小区的复印店里拿到自己毕业证的复印件时，辛文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的“作品”足可以应付招聘了。
果然没出一周的时间，辛文便被《华夏体育周刊》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