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应该如何对待读书。我只有两句话，一是认真读书，二是不迷信书。
首先是认真读书。你们是博士，当然应该认真读书，得多读，得读好。否则，何以为博？关于书的重要性，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有过名言。书是人类文化和知识的文字载体，它凝结了先人和时人的知识和智慧。读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孔子总结过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思，当然重要，但不学而思是白搭，应该是学而思，以学为基础。
再者是不迷信书。亚圣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不是与孔子唱反调，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孟子说的不能尽信，不是说不信。尽信与不信不同，尽信是迷信。书是人写的，书中所言之事不一定全是事实，故而历史学分支之中存在考据学；书中所言之理不一定完全正确，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列宁曾说过，只要几何定理触犯人们的利益，就有人企图推翻它，何况是与人们利益关系最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呢？因此，读书必须用头脑读、有分析地读，不要盲目地相信书中所说的东西。毛泽东说过，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要信。科学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性认识。而盲目相信古人的书、相信洋人的书、相信权威的书，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照章全收，这就是迷信。正如毛泽东说的，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就是科学态度。读书要有科学态度。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迷信本本，即使马克思的本本也不迷信。这就牵涉到写文章著书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总是引用经典作家的话，以为引证就是证明，就是无可辩驳。这样对吗？我认为引证不等于证明，而只能对论证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这种作用，庄子称为“重言”。重言不是论证，而是借助权威的言论以证明。
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的引证是必要的。但这种引证必须建立在对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用引证代替论证。论证的特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引用切合自己分析的引证是有力量的，否则就是教条。列宁说过，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毛泽东是大力反对本本主义的。他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但毛泽东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重要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关于资本、货币、市场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过，资本一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沾满了肮脏的鲜血，在讲到货币时曾讲到以货币为中介会颠倒人与物的关系，使物质增值、人贬值，促使人产生拜金主义思想，而市场关系必然会导致资本的积累和贫富分化。这个理论当然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说的。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单纯靠引证能解决的。引用者可以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否定者则以为马克思的论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关，已经过时。这两种态度都是停留在以引证取代论证的水平上。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分析中，看到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后果的；弄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资本、货币、市场的积极作用，避免它们的消极作用。这就不是单靠引证能做到的，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后果及可能引发的问题。
引证往往容易削足适履，对号入座；应用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读你们的博士论文，往往感到引证太多，分析太少；别人的东西太多，自己的东西太少。单看论文后面的书目就吓人。我知道有些是作者虚张声势的疑兵阵，仿佛十面埋伏，实则是空营。不过，这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读书如嚼馍，消化吸收是论证，原馍吐出是引证。我们要提倡论证，避免简单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