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读研的博士，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你们不仅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应该懂点史学和史学理论，这样才不至于空对空。
历史与史学不能等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可见，历史、历史材料、历史智识有区别。前两者属历史客体，后两者合称史学。历史材料既具有客观性，可以整理、梳理，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融入整理者的个人史观。
中国史学最为发达。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年，从古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年。第二个特点是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来，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第三个特点是历史记载体裁较完备，有编年、有纪传、有纪事本末。钱先生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为什么中国历代如此重视历史记载呢？魏徵在《群书治要》的《序》中说得很清楚：“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微惩恶，故作而可记，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事乎千祀。是以历观前圣，抚运膺期，莫懔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义在兹乎。”这就是说，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对治国理民、劝善惩恶、自强不息，具有时刻警惕不重蹈历史覆辙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自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以后的近代史。这是一部民族屈辱史，也是一部浴血奋斗的历史。我们不忘记近代百年史是为了自我鞭策。我们并不记恨，更不会操弄民粹主义。我们不应忘记近代百年史，忘记就是背叛。可据《华尔街日报》2013年7月12日的文章介绍的两位美国学者的新作，似乎中国应该忘记过去，应该“淡化百年耻辱史”。他们说，西方都是重视纪念自己民族的光荣，美国纪念《独立宣言》，法国人纪念攻打巴士底狱，而中国学者却念念不忘自己近百年来的失败。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西方强国的历史就是殖民史，就是向外扩张的历史，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就是受侵略、受压迫的历史。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像绳索一样捆住中国人的手脚。他们要我们忘记自己的屈辱史，而学他们一样庆祝自己的光荣史。可我们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屈辱史和民族奋斗的历史。我们能忘记吗！忘记这段历史，何来民族复兴！他们教导我们，“应该抛开百年民族屈辱史，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世界已经改变，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以建立其宣称的平等的和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是西方某些大国的炮舰政策，种种霸道作为使中国人无法忘记自己近百年的历史。若中国人忘记自己近百年的屈辱史，不发奋图强，所谓大国关系就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忘记自己刚刚过去屈辱历史的民族，受到的不会是尊重，不是平等对待，而是被轻侮、被蔑视。当代西方某些国家不是尊重弱小国家的国家，不是平等对待其他弱小国家的国家。要想和它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边讨论，必须有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资本。这就是当代世界的政治现实。
根据我一生的经验，你们这些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博士生，不能满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该读点历史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只能背基本原理而根本没有历史知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博士，是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