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流纪事:二五年的五月三十号
48837100000015

第15章 军阀统治区工人运动的曲折发展(1)

五卅运动结束后,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五卅以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形势,规定了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方针,主要是:首先要努力于工会的发展和巩固,力争工会公开;领导工人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并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在争取工会公开的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秘密组织的准备;经过工会中的党团和工厂中的支部做党的宣传,使工会的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

(一)工人的经济斗争

五卅运动结束后,各地工会因势利导,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许多经济斗争。根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提供的资料,1925年9至12月,全国纳入统计的罢工多达70次,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和纺织、印刷、铁路等产业。其中上海37次、江苏8次、武汉7次、浙江4次。

1926年1至6月,全国罢工256次,其中上海137次、江苏32次、浙江21次、武汉9次。上海始终是工人运动的集中之地。

1926年1月1日,上海总工会作出最近3个月日常工作计划,决定在上海设立经济总部,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审查各工厂提出的罢工条件,研究各厂以前复工条件不能履行的原因,针对性地设法加以解决。经济斗争的指导原则是:“不宜提出高度的条件,以使工人得以胜利。”上海总工会在反奉倒段中短暂恢复挂牌办公时,经济斗争迅即形成一个小高潮,在20多天时间中,就有6家工厂13900余人罢工,其中4个厂11600人得到胜利。实行怠工的有27个厂,6万余人。

这时的经济斗争,往往包含了改善社会待遇等非经济要求,超出了纯经济斗争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经过了五卅斗争洗礼的结果。

1925年9月23日,日华纱厂工人因厂方违反复工条件,无理开除和打伤工友而罢工。工人要求开除凶手,赔偿受伤工友费用,同时,提出增加工资。日本厂主以为上海总工会已被封闭,工人群龙无首,罢工不难解决。结果,工人团结一心,迫使厂主承认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坚持到10月28日,最后胜利结束。这次罢工使工人争取到增加工资1/10,工厂主赔偿工人在停工期间的损失每个人2元。

12月,杨树浦老怡和纱厂400余人罢工,巡捕房加以干涉,4人被捕。工人包围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巡捕用水龙头冲射,工人不为所屈。厂主最终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其中除提高工资外,还规定不许厂方干涉工会开会和收月费,取得胜利。

12月22日,商务印书馆3800余人罢工,抗议资方开除工人,并要求资方履行8月罢工达成的复工条件。罢工期间,军警前来镇压,一度发生冲突。在工会领导下,工人坚持斗争。25日,资方与工人代表签订复工2项先决条件:被裁职工由资方发给退职金1.5万元,罢工期内工资照发。26日复工。后经交涉,于1926年1月13日另签协议,工人取得斗争胜利。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比如,12月间,同兴纱厂乘上海总工会自行启封,酝酿发动经济罢工。日本厂主雇用包探、流氓50余人,毒打工人领袖,巡捕房逮捕工人18人。上海总工会号召小沙渡各厂工人援助,日华等6厂1万多工人怠工,学生上街演讲声援,被捕17人。结果,仍归失败,18人被逐出租界,20余人失业。

除了上海外,其他地方的工人也在进行着经济斗争。1926年3月,杭州机织工人举行的罢工,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同盟罢工。1925年9月间,杭州10家工厂工人组织了机织总工会。1926年3月19日,虎林公司帮机工要求加薪未遂,相继罢工。次日,纺织工也进行了罢工。受此影响,纬成、袁震和、陶桂记、大新、元成等各大丝织厂工人相继停工。

20日上午,工人组织临时织工联合会,提出18条,除经济要求外,还要求承认工会。工人发表了《罢工宣言》,举行示威游行。由于起事仓促,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警方的威逼之下,被迫自动复工。武汉工人为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罢工此起彼伏,英美烟厂、日商泰安纱厂、汉口特别区人力车工人、武昌第一纱厂、汉口织袜厂、申新纱厂都发生过罢工,其中,英美烟厂的罢工影响最大。英美烟厂包括汉口老厂、斫口新厂、因和烟叶厂3部分。1925年12月7日,汉口老厂厂主无故开除女工多人。次日,全体女工罢工,厂主与大班殴打女工,重伤6人,轻伤30余人,致孕妇1人死亡。不久,斫口新厂女工罢工,抗议厂主无理开除、拘捕、殴打工人。武汉工人代表会命令各工会援助,并呼吁全国各团体支援。最后,厂方被迫恢复了被开除女工的工作,赔偿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1926年5月16日,斫口新厂因添设装烟机器,裁撤女工。新、老两厂男女工人3000多人实行同盟罢工。厂主囚禁工人代表,严刑殴打,致5人重伤。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电全国,号召“拿出五卅运动的精神”,“一致起来援助汉日英美烟厂工人”。上海、广东、湖南各工会,以及湖北各团体群起声援,罢工坚持了19天,争得3项胜利条件:无论添设装烟机器与否,不得因此开除工人;赔偿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每人一串钱;恢复以前被开除者的工作。

除上述罢工外,震动全国的还有大连日商福岛纺织厂罢工。1926年4月,福岛纺织厂因奉票与日元的兑换比率发生变化,发工资时付小洋,扣饭费则仍按日元计。这种克扣行为引起工人不满。27日,670余名工人全部罢工。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向厂方提出5项要求:不许打骂、侮辱和虐待中国工人,增加工资1/3,不许涨饭费,工作时间缩短1小时,公休日照发工资,免收电灯费,减轻房租。这些要求主要是经济性的。

日本厂主角野久造拒绝接受工人的要求,勾结警察局逮捕工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并企图用集体解雇,另招新工人的办法破坏罢工。工人纠察队严惩招工工头,动员部分新工人离厂。6月24日,大连工学会在福纺厂北门外大场院召开声援大会,大连13家工厂和附近农民共3000多人参加。当局逮捕了19人。福纺工人的斗争得到全国工人阶级的声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接到福纺工人代表林建民的口头报告后,分别致函国民党中央和广东济难会,请求设法支援和救济。同时,致函沙面日本领事,要求即日电告日本政府转告大连日本官厅,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人要求,否则,通令全国工人,停止为日本进口轮船的一切工作。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了《敬告大连工友及各阶级民众书》、《为日本在大连摧残华工与全日本工人及各阶级被压迫者书》。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也发表公告加以声援。

罢工持续了3个月。7月下旬,福纺的总公司日本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社长八代裕木郎不得不赶到大连处理罢工。经过谈判,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撤换了厂长角野久造,释放了部分被捕人员。8月6日,坚持罢工101天的福岛工人胜利复工。

福岛纺织工人大罢工,是一场经济罢工,但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它是东北地区“空前的大罢工”,使日本资本家“感到值得警惕的威胁”。

(二)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上海总工会在复工谈判中,力争为工人取得较好的条件,“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复工后,江苏省当局将上海总工会“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9月18日晚,军警悍然查封了上海总工会会所,逮捕了会务科主任刘贯之和交际科主任杨剑虹。随后,通缉李立三和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