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公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意念不诚，心思不正，贪图了一点小便宜，结果却失去了民心。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却捅了天大的娄子。而秦国对卖粮之事却是认真对待，极为重视，秦国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或者说是“修养”才取得的。
【原典】
心正而后身修。
14心思端正，而后才有身心的修养
【译文】
只有心思端正，而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
在利益面前保持心思端正
在利益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是否端正。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不干不净的东西不贪，这样一种端正的心态，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失为一种无价之宝，都值得去珍惜、去坚守。能做到这一点，“修身”也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乐喜，字子罕，春秋时宋国的贤臣。公元前556年，由于宋国左师向戌的调停，晋楚两大国议和，十四国在宋都召开了停战议和大会。会上，列国共奉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作为盟主，签订了盟约，约定：晋楚不以兵相见，同恤灾危，同救凶患。还规定列国要为晋楚两国纳贡。停战议和大会之后，各国出现了一时平静。向戌自恃有奔走发起之功，于是请求宋平公赏赐城邑。平公觉得中原战火停息，列国百姓有了喘息机会，向戌的功劳是很大的，于是写了赏赐其六十邑的简册。
当向戌拿着简册喜滋滋地向乐喜展示时，这位才智明决的秉政权臣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军队是威慑敌国稳定自己国家的力量，兴乱治废都有赖于能打仗的军队，向戌谋求去掉维持生存竞争的武力，不过是一种欺蒙诸侯的行为，还大言不惭请得赏邑。乐喜一时激动，就将平公写的赏六十邑的简册用刀割掉了，并扔在地上。向戌明白乐喜的用意，称颂乐喜是救了自己的大恩人。
乐喜还是一位很注意个人道德行为修养的人。一次，他在自己的府邸接待楚国聘使。楚使见乐喜府邸南邻的墙弯弯曲曲的，西邻的水竟然流经府邸院内，觉得不可理解。乐喜解释说，南邻家是一户从事皮革制鞋生产的工匠，如逼着他迁走，一来宋国买鞋的人将不知道去哪里购买，二来这户工匠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所以不能逼南邻迁走。至于西边的邻居，是因他家所处的地势高，我家房子地基低，他家出水流经我家是很自然的，要是禁止人家的水东流，实属不近情理。一番话，使楚使大为叹服，回到楚国，立即上殿谏阻楚王：千万不可攻打宋国。因为宋国国君贤明，而且还有仁相乐喜辅佐，很得人心，要是攻打宋国的话，定会失败。宋国正因为君臣同心同德，体恤百姓，故虽然南有楚、北有晋、东有齐三个强国包围，可哪国也不敢轻易进攻它。
作为掌权大臣，乐喜很重视民众的力量。他规劝国君要节制自己的奢望，尽量不违农时，顾及民生的疾苦。当宋国出现大饥荒时，他力主拿出国库储粮救济灾民，同时动员各级官吏都要向灾民出借粮食。他本人则在出借粮食时不写契约，以示并不求归还。这种散粮救荒的举动很能赢得民众。
乐喜向来不贪不沾，崇尚节俭。宋国有人获得了一块美玉，非要献给乐喜不可，结果遭到了乐喜拒绝。献美玉的人起初以为乐喜怕宝玉是假的而受蒙骗，便再三陈明已经请行家鉴定过了，确实是块稀世美玉。乐喜听后淡然一笑说：“我以不贪的品行为宝，你是以美玉为宝，我如果接受了你的宝玉，咱们双方就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由此，乐喜获得了不贪“宝”的美名。
宝玉诚可贵，一个人的修养价值更高。乐喜是明智的，他知道什么才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若坚守不住做人的底线，给自己的人生平添了污点，那是多少美玉也弥补不了的。切记，切记！
【原典】
身修而后家齐。
15有了品德的修养才能治理好家族
【译文】
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
身修而家齐就会有所作为
我们说过了，“齐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方面需要一个宽容的心态，另一方面当事人自身的品德修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各个家庭成员都能相互体贴、相互关爱、相互提高，那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每个人都会有非凡的成就。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就占了三大家，苏家能获如此高的荣誉，与其良好的家教和融洽的家庭关系是分不开的。
苏洵壮年始决志求学，因其妻程氏贤淑，为其持家计，故无后顾之忧，能专心致志游学四方，因而文才大进，终于有成。
苏洵和程氏是严慈的父母，对苏轼、苏辙兄弟教育有方，尤其重视道德教育。父母的仁慈思想对苏轼、苏辙兄弟也有影响。苏家有五亩园林，苏洵夫妇爱护鸟雀，不许童仆伤害，故百鸟前来筑巢林上，苏轼在《异鹊》记其事：“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鹊，巢毂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嗟……”父母对儿子教育的重视和对鸟雀的仁爱，对苏轼、苏辙兄弟的忠诚仁厚性格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苏洵博学善文，融百家之说自成一家，他是蜀学派的创建者，苏轼兄弟为文学其父，是蜀学的中坚。苏轼为文有其特色，正如他所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辙幼时也受教于兄苏轼，因苏轼学先成，苏洵命辙向兄学习。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故彼此感情甚深。后来父子三人一举成名，都是父教子、兄教弟的结果。宋仁宗嘉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率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赴京秋试，苏轼、苏辙同时中进士。当时北宋文章宗师欧阳修见苏辙文，不胜佩服地称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为太子时尤欲读苏轼文，宫中读之，膳进忘身，称天下奇才。苏洵虽不中，但文名在京大扬，欧阳修得读其所著书二十二篇，大为赞赏，公卿大夫因之争相传阅，一时学者竞效其为文。
苏轼、苏辙兄弟既有相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志趣，又有相同的仕途遭遇，因而在得意时互相勉励，失意时彼此关怀和劝慰。又因志趣相同、情深似海，当两人入仕后各自东西，常为离别而百感交集。这在他俩的唱和中可见。苏辙在《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即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眼’，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他俩阔别七年后，在徐州始再会，宿于逍遥堂，所以辙写的《水调歌头》说：“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可是，在徐州相会四个月左右，又要离别，辙感到无限悲愁：“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辙为不能实现与兄早退相聚一起之约而无限悲伤。苏轼也是“恨此生，长向离别中，凋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在几十年的宦海浮沉中，他经常是“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九重，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为解离别愁，兄弟俩只能以互相唱和为慰藉。苏轼曾对弟苏辙说：“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可见兄弟手足情之深。
苏轼对妻子也同样情深。他的家庭生活几经波折，几度悲哀。十九岁娶王弗为妻，王弗二十七岁在京师病逝。十年后他写的《江城子》一词仍深切怀念他这“敏而静”的贤内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在梦中见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后他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她也是一位贤淑的女性，追随苏轼宦海浮沉，四处奔波，历尽苦难，二人相爱相伴二十五年后，闰之年四十六岁时也病逝于京师，这对于苏辙又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苏轼在其《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表示了对她无限思念的悲伤：“已矣奈何，泪尽目干。”之后他纳一妾朝云，在他写有关朝云的诗词中，反映他对她无限热爱，而她随他贬惠州时也死了，苏轼悲痛不已，这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苏轼有三子，即苏迈、苏迨、苏过。在苏轼教诲下，都善为文。苏轼下半生都处于贬谪之中，其幼子苏过始终追随，尤其在贬儋州前其爱妾朝云已死，幸有苏过随侍，苏轼才不至于孤独。史称：“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有子如此，苏轼才能度过在儋州时最艰苦的贬谪生活。当他这个谪官被召回时，途经常州病逝，苏过葬父于汝州郏城小峨眉山，便安家于颍昌。苏过因随侍父亲，经常得到教诲，故道德文章大进。他著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苏轼为“大坡”，故称苏过为“小坡”。其叔苏辙赏赞苏过孝顺，以训宗族，说：“吾兄远居海上，唯成就此儿能文也。”
苏轼之所以有此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家庭背景。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家庭氛围也是每个人努力影响的结果，正因为他们极高的修养和品行，才有了这样的家庭。这不正是“身修而家齐”的最好注脚。
【原典】
家齐而后国治。
16家庭和睦，而后才能治理好邦国
【译文】
家庭和睦，而后才能治理好邦国。和睦的家庭是事业的“助推器”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都有这样一个说法：家国天下。家、国、天下这三件事在本质上是相连相通的。“家”是“国”的基础，家庭和睦才能治理好国家。用现在的话说，有家人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事业就会更加顺利。这样的事古已有之。
公元前828～前782年，西周宣王在位。周宣王统治初期，生产凋敝，国力衰微，后来因为王后的苦心劝谏而出现了著名的“宣王中兴”。
周宣王像周宣王的父亲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刚愎自用的暴君。他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断绝平民的生计。同时，不顾人民死活，他又兴师动众地征伐淮夷，南征荆楚，横征暴敛。有识之士为国忧虑，多次苦谏警告，厉王都听不进去。及至国人愤慨，到处“谤王”，他却又倒行逆施，卫巫“监谤”，以致国人“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公元前841年，愤怒的“国人”爆发起义，占领国都，厉王逃亡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并客死于该地。周公、召公实行“共和行政”，收拾残局。
公元前828年，周宣王继位。他丝毫没有从他父亲身上吸取亡国的教训，在国势日趋衰败、周边各族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却依然早卧晚起，迷恋酒色，这使其爱妻姜后十分担忧。她想国王长此下去，国家岌岌可危，自己身为王后，要为周朝的江山、社稷着想。于是她开始想办法劝说周宣王。
一天，她脱去华丽的衣服，拔去头上的发簪，摘掉耳环，去住在永巷的宣王处要求治罪。一进门，她“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继而伤心地放声大哭。周宣王一见自己心爱的王后如此悲痛，惊恐万分，赶忙询问。姜后哭着说：“现在国家危机四伏，大王您却沉醉于酒色，不理朝政，置国家的祸乱于不顾，这种情形的出现，都是由于我的过错，今天特来请罪。”说完后泪流满面，长跪不起。周宣王深受感动，连忙将王后扶起。他想到自己身为国君，还不如自己的妻子关心国事，心中只觉得惭愧不已，他当即向妻子表示要改过自新，勤于政务。
自此以后，周宣王重用贤才，励精图治。他先兴兵打退了对周朝威胁最严重的少数民族的侵犯，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平定叛乱。这使得统治已近尾声的周王朝一个时期内国家比较安定，生产有了发展，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局面。
这样，在历史上，周宣王由于姜后的及时劝谏，由无为之君成了“中兴”盛世的国主，而姜后也因有功于“宣王中兴”的出现而受到后人的称赞。
这就是家庭的和睦给周宣王的治国“事业”带来的影响。
【原典】
国治而后天下平。
17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太平
【译文】
只有治理好邦国，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需要有效的治国手段
国家不安定天下就不会太平，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真正做好却不是几句话的事。治国首要就在于吏治，吏治腐败，则国家必乱，天下太平就无从谈起。历史上一出出的亡国之祸，多因此而来。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酷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肃清腐败分子，杜绝贪污腐败。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实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贪赃舞弊行为，朱元璋绝不轻饶。他认为，吏治之弊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缴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