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人才，其人的能力固然是首要考虑的，但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必须与相应的职位相结合，要长短兼顾，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循一个“适用”原则。能人之能一般只体现在某一方面，比如以文才敏捷见长者，备皇帝顾问当为不二人选，但如让他封疆任事，则不仅误事，也会误身。所以说，在识人的过程中，全面考察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唐太宗李世民也特别注意能力与职位的关系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材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史。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茸桥，动费一二万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这使李世民甚有感触，于是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铁勒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的众星（文昌乃星官名。这里把尚书省比作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荡，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慈。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说到这里，刘洎将话锋一转，切入时弊，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诋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刘洎这里概括地揭露了贞观中期朝廷中的官场现象，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譬如唐太宗之用李道裕、之用刘洎，都据其性格特点而用，终使人尽其能。历史上的名君在用人的见识何其一致。
（2）赦小过，举贤才
在识人、用人的过程中，全面地考察人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懂得赦人小过。俗话说“瑕不掩瑜”，不能因为一次小小的过错就全面地否定人才。这也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体现。
“赦小过”就是宽容别人的小过失，以换取人心，体现胸襟，实施感恩。但小过不是视而不见，而是间接提醒却并不深究。部属犯了错，既要让其知道你能明察，又让他感激你不计较的恩德，不失为治病救人之举。
“赦小过”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这也包括那些曾经犯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事事求全责备，就好像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那样，紧抓住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不放，谁还愿意为你卖命呢？因此，做领导的一定要原谅部下的小过失。
管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治国贤才，他本是齐桓公的对手公子纠的老师。但齐桓公不计前嫌仍然重用管仲，终于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齐桓公十分注重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一个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
一个领导者如果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人才，不应过多地考虑他以前做过什么。
诸葛亮像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就足以让一些现代的领导者效法。诸葛亮胸怀伟略，卧居隆中，声名远播。刘备和曹操几乎同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据野史记载，曹操比刘备更早一步来请诸葛亮，但最后却是刘备得偿所愿，而曹操却失之交臂，其原因就是：刘备能够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而曹操却只派出莽将以势相逼，以祸相胁。
曹操幕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但最终也没有在其有生之年一统天下；刘备将寡兵微，地少人稀，却能维持局面几十年而不倒，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曹操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不能公平地任用人才，他手下几乎都是曹氏家族和夏侯氏家族的人；而刘备却一直能平等地对待和恰当地使用荆襄、巴蜀两大集团中的精英分子。
清末名臣曾国藩颇具容人之量，很会用人所长。其幕府之中，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当时，李鸿章是一个好吃懒做之徒，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深恶痛绝，必欲驱之而后快。但唯有曾国藩独具慧眼，使李鸿章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李鸿章眼光敏锐，见地深刻，看问题常能一针见血。曾国藩起用他后，一方面时加责骂，挫其傲气；一方面则法外开恩，还往往主动去和他讨论战略、战术。曾国藩的一番苦心，终于造就了一个近代史上的大人物。
还有左宗棠，他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三杰”之一。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他为人非常傲慢，曾经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曾国藩爱才心切，执意栽培他，总是给他最大的发展空间，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一直打到新疆、甘肃，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清世宗说：“赦小过，举贤才，为政之体当如是也。”又说：“知识短浅之过，朕自然宽恕，加之教训，但必须知过必改，……”意思是，“赦小过，举贤才”是为政的主要方面之一，由于知识缺乏而犯的过失，自然会受到宽恕，只是要加以教育训导，使之知过就改。也就是说，对于犯小过的人，“宜教而勿逐”。不仅要赦免一个人的小过，而且要帮助教育他改正，这才是真正爱护人才的做法。
在使用人才时，要识大体、看主流。苛求小过，而忽视优点，有时无异于打击人的积极性，而“赦小过”，实质上也是一种激励方式，是对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根本的肯定和认可。
【原典】
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①。”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注释】
①硕：原意是头大，引申为大。这里是茁壮的意思。
7对于自己的子女不可一味溺爱
【译文】
所以有句谚语这么讲：“溺爱自己子女的人认识不到他孩子的缺点错误，贪得无厌的人不会满足他那长势十分茁壮的禾苗。”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的品德就不能够治好本家族的道理。
教子莫失之教义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性格一向耿直刚正。王僧辩驻扎在湓城的时候，是一位拥兵三千的将军，年龄也已四十有余。但魏夫人对他只要有一点不满意，也还要鞭打惩罚。也正因此他后来才能创建那么大功业。梁元帝时有一位学士，聪明而有才华，深受父亲宠爱，但没有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只要他有一句话讲得很精彩，他父亲便到处宣扬，甚至终年称赞不已；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他父亲便极力加以掩盖，只是希望他自己以后改正。后来到他结了婚，做了官，这位学士暴躁骄慢的性格更加日甚一日，结果竟然因为言语不够慎重，冒犯了大将周逖，被他抽出肠子，杀了祭鼓。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与妻子谈论时，也谈到怎样教育子女。他提醒妻子教子莫失之教义，切不可无原则地溺爱，要“以其道而爱之”。叮咛妻子要用“四戒”、“四宜”的原则去教诲三个儿子，指出“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名，往往得益于严格而健康的家教。
孟子名珂，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先世是鲁国公族，他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仁政”，宣传“仁者无敌”的思想。被后人称为“亚圣”。
少年时期的孟子贪玩不好学习，他经常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墓地玩耍，学着挖坑埋死人，有时连饭都忘记吃。对此，孟母心里非常焦急，苦苦思索如何为孟子挑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免得他四处乱跑。想来想去，她决定把家搬到街市附近去住。但是没想到，繁华的街市和来往这里的商人也很分散孟子的注意力；出于好奇，孟子甚至常跟随商人学着在街上叫卖，把读书学习的事完全抛在脑后。
不久，孟母得知了这种情况，并从中得到启发：原来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接近什么就学什么。她觉得此地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好环境，于是又产生了再次搬家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孟母把家迁到了一所学堂旁边。此后孟子果然体会出母亲搬家的良苦用心，开始进学堂用心读书。
孟母不仅懂得客观环境对培养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的重要，也懂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努力和反复教育才能造就刻苦好学、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孟母除了注意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进行必要的督促外，还注意启发孟子主观上的自觉性，使他明白要努力学习的道理。
孟子上了学堂，虽然比从前用功，但仍然经常贪玩好耍，并不十分努力专心对待学业，孟母很担忧。一天，孟母正在堂前织布，又见孟子早早就从学堂跑回家，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问孟子是何原因。孟子是因不愿读书，背着老师逃学的，但看见母亲严肃的样子，就撒谎说：“我是和平时一样放学回来的呀！”孟母听了很痛心。她沉思片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的纱线统统一剪两断，而且不再说什么，只坐在一边流泪。孟子见状，心里非常紧张、害怕，小心地走上前，问母亲是什么事情使她这样难过。这时，孟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你好好读书，增长知识，使你成才，像你现在这样经常中途废学，不求上进，这不就等于用剪刀剪断纱线，使我织不成布一样吗？”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感动得痛哭流涕，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
从此，孟子懂得了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并且经过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称为“亚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