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他废井田、开阡陌，推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从而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根本变革，有力地促进了秦国封建经济的长足发展，使秦国很快成为富强的封建国家。
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面临的头等大事。解决得好，则国泰民安；解决不好，则有可能激起民变。商鞅采用授田制，使作为生产者的农民私人占有国家重新分配的土地，这使农民对国家更加忠诚，也使农民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也逐步建立起来。
秦国在商鞅变法前，井田制已经开始瓦解，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实行“初税禾”，即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租税。献公即位后，又进行一系列改革，加速了秦国封建化进程。
商鞅为了强国利民，在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在秦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封建制的改革。他以法令的形式，宣布“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彻底废除井田制，具体做法是：把原来井田制下大田和份地间的田界，即阡陌封疆统统破除，土地收归国有，国家政府再按一夫百亩的标准将土地授予农民；授定之后，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当然，一夫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为了使财力均平，政府在分配土地时，对恶田者则加倍或再倍授予，由土地数量调节土地质量所导致的产量差别。
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宣布旧的田界一概作废无效，从根本上剥夺了奴隶主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根据新的办法来重新分配土地，授予农民。其意义不仅在于铲除了井田制的旧形式，本质问题是它标志着旧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崩溃，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正式确认。在授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受田者只有占有权、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但是由于授田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各家受田后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且国家只授不还，耕者对土地有终身的世袭的占有权，要以父子相传，这实际上是土地私人长期占有。就土地制度的发展规律来看，土地一旦为私人长期占有，其结果必然导致土地私有。因此，商鞅的授田制的最终发展趋势是土地私有化。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令黔首自实田”，宣告了商鞅制定的授田制的结束。
商鞅像同时，商鞅“制土分民”，实行授田制，将土地一份一份地分给受田农民，这样，原来的国人、野人的政治、经济差别已不复存在，他们统统成为编户齐民，成为依附于国家的受田农民；他们原本为奴隶主提供的力役或实物，现在转而提供给封建国家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坏井田”，实行授田制，促使了农民阶级的形成。
商鞅的“开阡陌封疆”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井田制是以宽一步、长百步为亩，使用耒耜耕作。但到商鞅时代，牛耕或人力拉犁的做法日渐推广，而且用铁犁耕地不像耒耜那样向后退着挖地，而是向前翻地，且又快又省力，这样，原来的百步为亩就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了。商鞅变法，破除原来的百步为亩的旧阡陌，重新开拓为160步的大亩，建立新的田界系统、新的阡陌，这无疑十分便于犁耕，便于生产。
商鞅的“为田开阡陌封疆”是与“赋税平”相应的。国家授田时，以官方亩产量为基数，定出税收额，不管年景好坏、耕与不耕、收与不收，都要以百亩计如数交纳。据《秦律·田律》可知，农民于交纳粮食作为主要的地税的同时，还要交当藁之税，还要征收口赋。按照授田数量（一顷，即100亩），收刍三石（1石约为60公斤）、藁二石。《秦律》虽写于商鞅之后，但与商鞅之法有历史的继承性，土地国有制下的授田制及其地租形态基本上是沿袭商鞅时期的。这种税收有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督促农民耕作、不使其荒废土地的积极意义。
（2）动用财富要以节俭为本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俭朴的生活，可以使人精神愉快，可以培养人的高尚品质。生活俭朴的人具有顽强的意志，能经受得住艰苦的磨炼，胸怀开阔。无心于考虑物质生活，更不会受钱财的诱惑。物质生活条件的好坏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因此，这种人即使住在竹篱盖的茅屋，也有清新的生活情趣。
晏婴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宰相，有一次晏婴正在家中吃饭，突然景公派人到晏婴家来了，他得知这位大臣还没吃饭，便将自己的饭分出一半请客人吃，结果客人和他都没吃饱。使臣回府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景公。景公听后，十分感叹地说：“晏婴家里这样穷，我却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他便派人送了一大笔钱给晏婴，让他作为招待宾客的费用。可是晏婴坚决不收。景公见他既不要封地，也不要钱，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就命令手下人一定要想办法说服晏婴，让他把钱收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来者陈说：自己的地位高，更应注意生活俭朴，这样才能给朝中的官员作出榜样，使朝政更加清廉。来者见他不肯收，就说这是景公的命令，不然要受到景公的怪罪。为此，晏婴亲自找到景公，对景公拜谢说：“大王，我家并不穷，因为您的恩赐，我的亲族、朋友都得到不少好处，我们很是感激，千万不要再给我钱财了，您不如用这些钱财去拯救百姓吧！……”
后来，景公要给他造新的住宅，换上漂亮车子和好马，却都被他退了回去。晏婴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为齐国在厉行廉洁、反对奢侈浪费方面作出了榜样。
唐太宗在位期间，不但注意节制自己的奢欲，对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奢侈之风也能注意有所限制。
公元627年，他曾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贵族住房过于奢华，并对贵族生活用车马、衣着服饰的具体标准等做了规定。贵族婚丧费用是国家一项不小的开支，有些贵族，为了显示身份，大摆排场，有的当事人也想趁机大捞一笔。因此，唐太宗对各级贵族婚嫁丧葬的费用也做了一些规定，并强调：不符合规定的奢侈之举，一律禁止。严重者，要依刑法处罚。
唐太宗节制奢华，还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他见到桌子上有山珍海味，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耕种的艰难吗？”当听到他们满意的回答后，就一再嘱咐他们：“要懂得节制奢华，懂得百姓的艰难。”
在他临死的前一年，还多次告诫太子说：“要是为君的不注意节俭，骄奢淫乱，不要说政权保不住，恐怕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司马光是北宋的宰相，历史学家，名重一时，可是他却从来不摆阔。他给儿子司马康的信中说：“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我却认为节俭朴素才算美。尽管别人笑我顽固，我却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孔子说：‘奢侈豪华容易骄傲，节俭朴素容易固陋。与其骄傲，宁可固陋。’他又说：‘一个人因为俭约犯过失的事是很少见的。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又以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讲学问的。’可见，古人是以俭约为美德的。现在的人却讥笑、指责朴素节约的人，这真是奇怪的事！”
司马光在信中批评了当时奢侈淫靡之风，并引述了几位以俭朴著称的人的故事。
宋仁宗时，宰相张知白当了宰相之后，其生活水平仍然像当年布衣时一样。有人说他：“你收入不少，生活却这样俭朴，外面人说你是‘公孙布被’呢！”公孙指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当时汲黯批评他：“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张知白听了这位好心人的话后说：“以我的收入，全家锦衣玉食都可以做到，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像我今天这样的收入，不可能永远维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又已过惯了奢侈生活，那怎么得了呢？无论我在不在职，生前死后，我们都保持这个标准，不受影响，不是很好吗？”
张知白确实是深谋远虑的，他看到了别人平时想不到、看不到的地方。
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曾经在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在位时连续执政。然而，他的妻妾没有穿过绸缎衣服，他家里的马没有用粮食喂过。别人知道后，都说他是忠于公室的。
铜套盒晋武帝时的太尉何曾，生活十分奢侈豪华，每天吃饭就要用一万钱。他的子孙也极其奢侈，结果都一个个破了家。到了晋怀帝的时候，“何氏灭亡无遗焉”。
司马光说，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他希望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向子孙后代进行这样的教育。
是俭是奢，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自我修养或品德问题，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智者总能宁俭不奢，不仅一生平安快乐，也留下令人景仰的清声令名。纵观古今，那种追求奢华、生活糜烂的人，到头来总落得身败名裂，走向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深渊。
【原典】
仁者以财发身①，不仁者以身发财。
【注释】
①发：发起、发达，引申为提高。发身：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22以财发身，还是以身发财？
【译文】
具有仁德的人士使用财富来完善自身的品性，没有仁德的人们却用生命去聚敛财富。
（1）用仁德的态度去对待财富
有些人认为财富会给人带来祸端，其实不然。财富本身并无过错，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财富，以及拥有财富的人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利用它。《大学》告诉我们，具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完善自身的品性，反过来说，知道用财富完善我们自身的品性，那么，大家就都可以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了。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多年，终于打败了吴国，报了会稽之仇。他因为功绩卓著，被封为“上将军”。范蠡受封之后，想到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安乐，自己盛名之下是难以久安的，不如辞官回乡，于是他便携妻带子辞官而去了。范蠡曾对别人说：“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成了强国，过去我用他的计策强国，现在我要用他的计策治家。”
计然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一位公子，姓辛名研，字文子。他游学来到越国，结识了范蠡。范蠡向他请教治国大计，两人愈谈愈投机，于是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越国已沦为吴国的附属国，越王勾践刚刚被吴王释放回国，为复仇雪耻，他也向计然请教复国之策。计然便为越国出了七计。他说：“吴越之战后，越国已元气大伤，要想重新富强起来，只有艰苦奋斗，上下同心，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计划。贵国的情况是十二个年头里有六个丰年，六个灾年。掌握了丰歉循环的规律，丰年时多储备粮食，以备歉年之需，就不会盲目乐观，任意浪费，歉年也不会饿死人了。”他一口气讲了七条计策，越国执行了五条。十年之后，越国变得国富民强，所以范蠡很佩服计然。他弃官从商之后，运用计然的理论经营，不久也成了巨富。
范蠡辞官之后，首先来到了齐国，隐姓埋名，自称是鸱夷子皮，意思是“酒囊”，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齐国是东方的大国，农业和工商业都很发达，范蠡父子在海边以耕种为生，辛勤劳作，由于同心协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多久，他就积聚了数十万财产。由于他的能力和才干，在齐国很快成了名人。齐人听说范蠡很勤劳、很贤能，便请他出来做卿相，并且送来了相印，范蠡感叹道：“在家能够艰苦奋斗聚集千金，做官则能位至卿相，这是一个布衣平民最得意的事情了，但是长久享受尊名却是不祥的事情。”于是他奉还相印，把家产分给了朋友及邻里，自己一家只带了金银珠宝秘密地离去了。
他来到定陶（今山东省淄博），认为这里是四通八达的商业枢纽，居于天下之中，在这里谋生治产是完全可以致富的，于是就住了下来，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他面对新的形势，对自己的治产又做了新的调整。范蠡带领儿子们亲自耕种和畜牧，战胜了各种困难，才获得了庄稼的丰收和六畜的兴旺。他又不失时机地从事商业活动，积累资金，大胆地买进卖出，只谋取十分取一的利润，买卖做得十分红火。没过多久，他又积累了数百万的财富，天下人都知道定陶有个陶朱公富甲天下。
有位叫猗顿的人来向范蠡请教致富的办法，范蠡告诉他，要想尽快致富，必须辛勤劳动，而且要不怕艰苦，同时多养六畜。又有人问他：“你十几年中，三次聚财至千金，家资巨万，有什么诀窍吗？”范蠡就把自己经商理财的十八个准则说出来：“第一，要勤快，切勿懒惰，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第二，价格要标明；第三，生活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第四是切勿滥出；第五是货物需面验，切勿滥入；第六是出入要谨慎；第七是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第八，优劣分明；第九，货物要修整，切勿散漫；第十，期限要限定；第十一，买卖要快捷，切勿拖延；第十二，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第十三，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第十四，是切勿暴躁，和气生财；第十五，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第十六，临事要尽责；第十七，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第十八，切勿浮躁，浮躁失事多。”这些经验之中，几乎没有一条离开了勤劳致富、艰苦创业这个根本，所以范蠡才能在十几年之中三致千金。
范蠡又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他自己则闭门不出，最后在定陶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