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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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谭政大将书生气(1)

“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逆境不改“夫子”气。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儒将”。就是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员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不是有人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作用的,起码能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的军委会议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征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他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一个人都很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很少过问,也还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

可谭政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这是一位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认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回音,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作答复。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复,也不迟。”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他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

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着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并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料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做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发言前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

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实际上他只能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账了:“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着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