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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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谭政大将书生气(2)

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

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

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

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两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逆境不改“夫子”气

谭政55岁那年,他正式被降为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也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和国防部副部长。

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从中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谭政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的那种“夫子”气却没改掉。

他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也是个有名无实的事儿。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当起了副主任。

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3个月。

“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还对罗帅说,有的军事工厂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一天谭政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吊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

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可以说是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说话迟钝,腿脚不灵,真的像是一个小老头了,老秘书去见他时,他竟然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时,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秘书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他觉得可行。第二天就动手给叶帅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

此时,正是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这封信批给了他。

向来以作风干练而闻名的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老乡,他们应该说是老熟人了,井冈山时期,谭政就当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的秘书。毛泽东在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样,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军装。

说来也很有意思,他穿上新军装的时候,高兴得像个新兵。虽说没有了当年的大将军衔,但这“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也足以让这位老红军战士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他穿了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老帅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叶帅看他的身体被摧残成这副模样,也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谭政啊。”叶老帅坐下来关切地对他说,“你出来工作,是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身体不好了,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不要勉强。”

叶帅说话的声音不大,谭政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了一遍。

谭政听清楚了,但他还是说:“能工作了,我就要给党多做点事情。”

两人说了许多过去的事,但也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他们还不能说啊!

分手时,叶帅说,你的耳朵不好了,送一个助听器给你吧!

谭政接过来,试了试,说清楚多了,这东西好!

……

他又去了徐向前元帅家里。站在徐帅面前,徐帅竟然不敢认他了。

“谭政,你怎么一下子老成这个样子了?”

谭政苦笑了一下,说:“林彪把人往死里整。”

两双久经风霜的手握在了一起,很久没有分开。

“你被关了几年呀?”

“快九年了。徐帅,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整我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整我。”“你这个谭政,真是个书生。要整你,还要问为什么?”

徐帅的山西腔,久久响在他的耳边。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这又要说到前面提过的那个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

当年批谭政的时候,说是他把毛主席改过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他不服气,因为那个稿子他改了六次,毛主席只改了一次,而且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怎么能说这个稿子不是我写的呢?

批他的时候,他不认这个账,后来他更不认这个账。

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看他,对他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是你的着作吧?”

他没有回答。对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屑于正面回答的。

过了不久,有关方面给他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那个报告。这回的处理更是有趣,没有署谭政的名,也没有署别人的名,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

谭政又好气又好笑,“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他很不高兴地对秘书说。

秘书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没有多久,他就得了脑血栓。有人说,那是气的。谭政自己什么也不说。

这会儿就是想说,他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病床边赶快拿出一本书,对他说: “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了你的那篇文章。”

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

秘书又赶忙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又把书打开给他看。他明白了,脸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也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从口形看,好像是说:“实事求是就好。”

有人说,谭政这个人就是特别计较这些事。

谭政说:这不是个名利问题,对这样的事有必要较较真!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谭政同志的秘书乔希章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