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百色起义之前的10月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广西党组织按照原定的应变决策和计划，由****党员、广西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俞作豫率领该大队1500多人挺进龙州，以开辟左江地区。俞作柏、李明瑞随该大队到达龙州后，俞作柏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出走香港。李明瑞仍留龙州。
在龙州，俞作豫根据****中央代表、****广西前委书记邓小平的部署，积极进行了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首先，仍打着俞作柏、李明瑞的旗号，由俞作豫就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兼龙州关关监，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缉队和原留守龙州的国民党吕焕炎师的教导队400人，并在龙州、凭祥、明江、宁明等县招募了一批工农青年和学生入伍，使广西警备第5大队从原来的3个营1500多人扩大到6个营2000多人。在收编、扩大部队的同时，俞作豫还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至龙州起义前，左江地区有1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3万人，各县建立的工农赤卫队共有5000余人。
11月中旬，李明瑞与俞作豫商定，想趁粤桂军阀混战，南宁守敌空虚之机，联合驻右江的广西警备第4大队攻打南宁。这时，因警备第5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被新桂系军阀所收买而叛变。俞作豫闻讯后，立即放弃了进攻南宁的打算，率队从陆路日夜兼程回师平叛。
11月29日，俞作豫率队恰遇李明瑞率卫士队和一个步兵连从右江回来，他们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订平叛计划。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击毙叛军营长潘益和参谋长王国连等100多人。蒙志仁率残部溃逃南宁。12月4日，光复龙州城。
平定蒙志仁叛乱后不久，邓小平率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党员干部从百色来到龙州，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分析了龙州的形势，检查和部署了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由何世昌担任****左江军委书记。前委原要求龙州于12月11日与百色一起举行武装起义，因龙州发生蒙志仁叛变事件，遂决定推迟起义日期，等条件成熟时再宣布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部署好龙州起义工作后，便于12月上旬由龙州经越南、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左江军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加紧对警备第5大队的改造工作。为了加强对左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年12月，****广东省委派王逸、林礼等党员干部到龙州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12月15日建立了****龙州县委。接着，****左江军委派党员干部到凭祥、崇善、养利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
1930年1月下旬，****左江军委和龙州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商定武装起义的日期和建立红军等问题，并征得了****广东省委和红7军前委同意。
2月1日，****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何世昌在会上正式宣布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广西警备第5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于2月23或24日就职兼任军政委，何世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红8军下辖2个纵队，共2000多人，分别由何家荣、宛旦平任第1、2纵队司令，大会还颁布了《中国红军第8军目前实施政纲》，并宣布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由王逸任主席。
同一天，****左江军委改组为****红8军委员会，书记何世昌。同时，以****龙州县委为基础，成立****左江特委，推选王逸为书记。红8军党委和左江特委直属****红7军前委和广东省委领导。
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随即召开左江特委、军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改军委为****红8军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并决定邓不在时由何世昌代理书记，****左江特委改组，涂镜吾（振农）任书记。
随着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上金、凭祥、崇善、龙茗、养利、左县等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雷平、宁明、明江、恩乐、万承、邕宁、上思等县为游击区，建立了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并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但是随后不久，在1930年的3月20日，新桂系以优势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迎击后突围，转战桂南各地。到达钦县（今钦州市）南间圩时，俞作豫率30多名党员政工干部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旋遭杀害。）余部由营长刘定西带领，后被军阀收编。第一纵队奉命攻打盘踞靖西县的郑超叛军时得知龙州被围，回援不及，遂按邓小平的指示转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在纵队党委书记、参谋长袁也烈等率领下，在滇桂边、黔桂边转战半年，行程数千里。
1930年10月下旬，红八军余部100多名干部、战士在凌云县与红七军会师，后编入红七军。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扩大时，1930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领导人认为，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全国各地都应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必须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认为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这些“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的冒险计划。****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带着贯彻“左”倾路线的中央指示来到广西，在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上，邓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决议，批示红七军离开左右江地区，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争取在武汉中心城市开花；要求红七军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左”倾路线在红七军中首先遭到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等人的怀疑，雷经天更是激烈反对。为此，雷经天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被开除了党籍。“左”倾路线在红七军中得到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残酷现实，红七军的军事行动接连受挫。1931年1月2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进入全州。1月3日，红七军在全州关岳庙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大家就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仍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还是想盲目执行中央批示去攻打桂林；也有人早就看到攻打大城市是不妥当的，只是因为当时形势不成熟，不得不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邓小平在会议上极力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去与****红军会合。另外，他还实事求是地提出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对部队进行整编等意见。前委大多数同志在事实面前，也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否决了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做法，赞同邓小平的主张。会议最后决定，整编后的红七军，总指挥为李明瑞，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这次会议抛弃了“左”倾冒险计划，决定去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会合，从而挽救了红七军，扭转了危局，成为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被誉为红七军历史上的“小遵义会议”。
1930年11月，红七军整编为第19、第20、第21师，留韦拔群率少数部队在广西进行游击战，主力则奉命北进。1931年2月，红七军主力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湖南酃县和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师会师。7月，红七军全部抵达中央苏区，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时兵力仅剩2000多人，编入红三军团建制。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不久，张云逸与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王田镇，受到******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中革军委对红七军的光辉战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抵达中央苏区不久的红七军有5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张云逸、韦拔群被推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大会期间，中央政府进行了授旗授章仪式，根据每支红军的特点进行授旗表彰。******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红七军“千里来龙”锦旗一面，以表彰红七军的功绩。
红七军自1931年进入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整编后，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才俊杰。
然而在红七军的历史上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伤痛史，那就是1931年10月红七军军部驻鄂都小密镇，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红七军政委葛耀山背着李明瑞军长成立“肃反委员会”。书记为葛耀山、委员为张云逸、叶季壮。以改组派名义在红七军中进行“肃反”。杀害久经考验优秀干部许进、余患、魏伯昌等多人，监禁审查严刑逼供二十多人。李明瑞被怀疑为改组派头子，不得参与“肃反”，只派其负责作战及筹军饷。
10月下旬的某天，李明瑞为执行指挥作战及筹饷任务，只身带两个警卫员由军部小密镇出发至五十六团第八连（驻地黄龙镇朱田村)视察。当日五十六团政委(团肃反书记)接到葛耀山电话，指示“监视李明瑞”，政委到朱田村后即召开连党支部会，煽动、布置连部派人杀害李明瑞，以致李明瑞含冤而死，是年35岁。军部发现错杀后，葛耀山又散布两言，诬陷李明瑞“企图率队逃跑”。
直到1945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集原红七军同志开会，会议肯定红七、红八军在左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彻底批判，对左右江革命领导人之一李明瑞予以正确评价。
“七大”时，党内外同志证明李明瑞是好同志，有重大战功，追认为革命烈士，列入党中央组织部所编的“烈士英名录”。
在革命斗争中，红七军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红七军的高层干部中，既有李明瑞、俞作豫这样的北伐名将，又有张云逸带出来的广西军校干部；既有李谦、冯达飞这样的黄埔精英，又有来自于中央苏区的龚楚，他曾在井冈山红四军担任中层干部，对****红军的建军思想十分熟悉。他们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是较为出色的，对红七军的建军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帮助。红七军汇入中央红军后，张云逸调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总部作战局长。这支部队后来在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直接熏陶和影响下，锤炼成了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优秀部队。在此后的战争岁月里，原红七军将士战功卓越，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受到******、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称赞。据统计，从红七军这支部队里，走出了共和国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张云逸大将，还有2位上将（韦国清、李天佑），4位中将（莫文骅、韦杰、覃健、洗恒汉），12位少将，省军级、部级干部18人，还有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他们的历史成为红七军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