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2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3月下旬，****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廷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攻；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华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第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一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3月23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
红一方面军不断取得的胜利，使远在上海的****中央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此。****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同时，撤销以******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又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的3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4月17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
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大多数人以为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所以当时不少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国民党军，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还有人根据1931年3月2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朱、毛”是不赞成“分兵退敌”策略的，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们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朱德支持******的意见，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因为第19路军（粤军）、第26路军（西北军）和第6路军（中央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孙传芳旧部），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第19路军之第60、第61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5路军之第28师、第47师1个旅、第43、第54师，分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26路军之第27、第25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6路军之第8、第24师、第5师4个团，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阻击、袭扰下，行动缓慢，至23日，始进到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之线。国民党军在进攻中，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手段。按照‘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每日只前进2。5～10公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制造苏区经济困难;派遣特务进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人民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后方。
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20日，方面军主力由宁都、石城、瑞金地区出发，23日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避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1927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在东固待敌期间，于4月30日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于5月5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训令》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
5月8日，项英、******、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果然，王金钰部终于沉不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