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临时中央一味推行极左路线，国统区的党组织大量被破坏。失去了外围掩护，临时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于是于1933年1月间转移至江西的中央苏区。
这时的苏区虽然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但是在****临时中央面前等于形同虚设，连政府主席******也靠边站了。这段时间真正统治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是临时中央的书记，博古(秦邦宪)。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但是博古等人进入苏区后完全、迷信、忠实、积极的推行共产国际的极左指示，不顾国情、政情，给苏区和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头一件事就是开展了反罗明的斗争。
罗明是何许人呢？罗明，又名罗善培，广东梅州市大埔县平原乡岩霞村人。因家庭贫苦，7岁时父母将其卖至枫朗镇坎下村。次年，养父去世，全靠养母抚养。10岁跟养母下田劳动。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在枫朗街一家京果店当徒工，工余勤奋自学不辍。店主有两个儿子，平日与他友好交往，见他有志读书，遂出面劝服其养母，让其与他们同去报考有名的金山中学。但终因家贫，只读半年又告辍学。后听说福建厦门集美师范可免费入学，膳费也由学校负担，遂前往考进集美师范。
20年代初，罗明在集美师范求学时，因受社会主义新思潮及“五四”运动的影响，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思想。当时，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他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区委取得联系，在集美成立国民党左派组织，与该校进步师生一起领导革命活动。
1925年（民国14年）9月，罗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广东区委指派他为特派员，在厦门发展党组织。5月，返广东接赖玉润任潮梅地委书记，并主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两年后，任****闽南特委书记，并举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那时，南昌起义军进军赣南、闽西，他代表****闽南特委往闽西迎接。并参加闽南与闽北代表在漳州成立****福建临时省委。1928年（民国17年）2月，临时省委迁往厦门，他从闽西回厦门任省委书记。8月初，福建省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刘乾初为省委书记，罗明改任宣传部长。次年2月，刘乾初调往山东后，他任省委代理书记、书记，后来调****中央工作。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30年代初，闽粤赣边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后，他一度任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作为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团结同志，使福建的党组织不断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冠以“XX路线”者，其代表人物必定是党内的“大人物”，例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等等。然而罗明当时只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之所以被批斗，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
东的路线，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当时正好也在这里养病，即将出院。******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不久，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经过上杭前往中央苏区，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说：“是按照******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的指示?”博古一愣，心中十分不快，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博古到长汀时，当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时，博古不耐烦地说“******又有什么可看的。”（《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罗明认为党在岩、永、杭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一些说法不当，比如：“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张闻天）等人的不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语，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英）主席”等等。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很明显，博古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指的是******。罗明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其实临时中央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真正目的就是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进攻路线，同时清除******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不过这个策略早在1932年6月21日，****中央发出的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决议中，就提出来：“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中央还提醒全党，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要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进入苏区后，博古在瑞金对“总的进攻路线”，作了更精确、更本质的说明。他指出，这条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势之下的革命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从中不难看到这条路线的要义所在，是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进取精神；是要求全党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紧密联系群众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带领群众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动员、组织群众积极自愿地投入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逐渐成为一种革命传统、一种政治优势。
1933年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2月26日，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及连级以上干部党团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对“罗明路线”的“实质”，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并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闽西“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