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按：一说“唯俊”，这里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传》和《******年谱》中的“维”为准）、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那么，邓、毛、谢、古是怎样成为博古等人的批判对象的呢?
早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0个月后在赣南会议上，邓、谢、古大力支持******，为后来遭受“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埋下了伏笔。当年11月1日到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了这次会议。******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予以否定，并排挤******的领导。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的批评，由此被认为是反对****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鉴于******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消******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执行“左”倾路线的****苏区中央局撤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后，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邓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号”，令博古等人十分恼火。赣南会议之后，邓小平与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对****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在当时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这些正确的主张，被博古等人称为“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就是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3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是指对抵制“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和江西省委进行的打击运动，而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支持******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先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长，他们4人被称为“毛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1页关于“毛派”的注释：“是当时****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强加给邓小平等人的”）。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南部地区会昌、寻乌、安远等苏区边县的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相一致的，县委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2月20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3期，发表了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了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但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任“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任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绕开****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在3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3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会议还对江西省委作了严厉的指责，“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临时中央的督促下，****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邓小平等4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邓小平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
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同志一贯地不尊重中央领导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小平“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至于其后，邓小平回忆道：“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毛、谢、古3人的遭遇分别是：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
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高潮。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等（《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17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周恩来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