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决心以以暴抗暴，武装夺取政权。特别是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以后，****湖南、湖北省委组织了大规模的秋收暴动。将两省划为十个特区，分别建立了党的特别委员会。在今京广铁路以西的是湖南的湘西特区和湖北的鄂北、鄂中、鄂西特区。湘西特区辖常德、桃源、汉寿、慈利、石门、澧县、临澧、安乡、南县、华容、溆浦、麻阳、沅江、辰谿等十四县，鄂北特区辖枣阳、随县、钟祥、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南漳、郧县、竹山、竹谿等十四县，鄂中特区辖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等七县，鄂西特区辖江陵、石首、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宜昌、长阳、五峰、秭归、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丰、来凤等二十一县，总共五十六个县。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后在湘鄂西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所及地区，大体包括湖南、湖北两省所属的京广铁路以西、洞庭湖——沅江——西水以北的区域，与上述区域不尽一致。在这个区域内建立的湘鄂边、洪湖、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小的游击根据地，综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这个区域内先后建立的红军，有湘鄂边的红四军（后称红二军）、洪湖的红六军、巴兴归的红四十九师、襄枣宜的红二十六师、鄂西北的红二十五师，以及其他游击武装。红二军团起初由红二、红六军组成，以后又编入了其他一些人数较少的武装部队。一九三一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最强的省份之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前全省有共产党员一万四千余人。在****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省系统地组织了县、区、乡农民协会的县份有四十九个，有农民协会会员二百八十四万余人，负责农民运动的干部有四百四十余人，农民协会特派员有一百三十余人，有枪二千余支，有的县达三百支，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其中鄂西特委所属的洪湖周围几个县及鄂中地区农运发展比较普遍，仅汉川、沔阳、京山、天门、石首、公安、监利、荆门、当阳九县，就有农协会员六十余万人，约为全省农协会员的四分之一。因此这里能够执行****中央“八·七”会议关于举行暴动的指示，并在此后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创建苏区，条件非常优越。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为了准备暴动，湘鄂西地区的特委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大力恢复、整理了当地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员和革命群众中传达了省委的暴动计划，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组织精干人员成立暴动队或游击队，收集和添购枪支弹药；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血腥镇压，有些县的党组织遭受敌破坏，难以及时恢复，因而湘鄂西各特区的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同时发动而是陆续举行的。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有近二十个县先后暴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旧历年关暴动两个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组织少数秘密武装配合农民，在沔阳南部的戴家场，捕杀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接着沔阳东部、沔阳西部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也掀起了暴动。暴动群众成批地处决豪绅、恶霸和反动官吏，分配他们的财产，焚毁田契，群众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党的秘密武装也迅速扩大，建立了游击队。在沔西的段家湾、新沟坝、拖船埠一带形成了一个斗争比较深入、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十一月下旬，游击队以一部潜入沔阳县城，一部在城外发动手持刀矛的农民，里应外合，攻克了县城，消灭了团防，镇压了反动县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并从监狱中救出了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随后，游击队撤离县城转到沔西地区，在当地起义农民和敌军工作者的配合下，袭击了监利县的新沟嘴，全歼当地团防，缴枪六十余支。此时，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有枪八十余支，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九月，公安县委杨永祥、樊学赐领导的农民武装及部分团防武装，以及由澧州来到公安的邹资生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同县属六、七两区的三百余名农协会员发动了武装暴动。九月下旬袭击了江陵商业要镇弥陀寺，消灭团防一部，将缴获的大量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展开了抗租、抗粮和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
驻守沙市的国民党军第二军鲁涤平部不敢贸然行动，直至李、唐战争结束，桂系军阀控制了局势后，才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进攻。面对强敌进犯，暴动武装退出了县城，在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两区，依靠有利的群众和地形条件继续坚持斗争。这支武装以后编成了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除沔阳和公安暴动外，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几支人数较少的游击队，如李兆龙、吴仙洲领导的石首中心县委的游击队，程克纯领导的枣阳游击队等等。
在秋收起义快要结束的时候，两湖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了年关暴动。咸丰、宣恩、慈利、石门、长阳、松滋、江陵、石首、南县、华容、监利等县，都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群众斗争，其中监利、华容、石首一带的暴动，由于有周逸群、贺龙参加领导，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南昌暴动失败后，周逸群、贺龙转到了上海，****中央决定由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去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那个地区，贺龙个人威望很高。贺龙是湖南桑植县人，年轻时即组织武装，维护乡里。辛亥革命以后及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他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之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领导的第二十军在潮汕失败后有部分人员潜返桑植一带，人枪齐全，成为几支独立的武装。这些武装和他们的指挥员崇拜、信任贺龙。那一带也有一些土著武装坚决反共反对贺龙，但又对贺龙心怀畏惧。因此，贺龙在那一地区的威望是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一个特殊的有利因素。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周、贺等路过监利县境首先找到了由贺龙的堂弟、原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的师长、共产党员贺锦斋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随后又与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取得了联系，决定参加他们正在组织的年关暴动，集中几支游击队，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一月底，吴仙洲领导的石首游击队和肖仁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先后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在监利的下车湾会合。这三支游击队共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连续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以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和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二月中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因为守军在革命军进攻前夕突然增加了兵力，未能攻克。
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贺龙召集有关领导人在石首县焦山河举行会议，研究继续暴动的问题。会上，对于行动方针是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周逸群、贺龙等宜留在鄂西坚持斗争。各路游击武装多系本县农民组成，一些人不愿远离乡土，加之集中起来攻打监利没有得手，一些游击队领导也主张分散回本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周、贺在上海时，中央曾明确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辟工作。指出在鄂西（指洪湖地区）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有鉴于此，会议决定把所有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周、贺等十余同志前往湘西北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湘西北地区组织武装，展开暴动。
湘鄂西地区持续了半年的武装暴动，给了国民党当局和土豪劣绅以有力反击，坚定了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有些县的党和群众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几块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建立了几支游击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还缺乏斗争经验，由于党员和群众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的复仇情绪，在暴动后期又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根据各地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的斗争方法，在一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份，也冒险发起暴动，使得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遭到敌人的摧残；在暴动中采取了一些过“左”的作法，忽视分化敌人、争取中间阶层的工作，对土豪劣绅、地主及其家属杀戮过多，对其房屋烧毁过多，波及某些农民的生命财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县份没有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使游击队难以得到广阔的回旋空间与有力的群众支持；加之革命武装还不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以致当敌人大举反扑时，往往应付不当，遭受损失。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十余人离开石首，三月上旬到达了贺龙的故乡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
周逸群、贺龙等来到桑植洪家关时，正逢贺家的亲友旧部领导的武装发生冲突。贺龙当即予以制止，向他们晓以大义，并依照当时的情况，在保持各自的人枪、编制的条件下，把他们组合了起来。
到了三月下旬，由贺龙出面在桑植组织的武装已有十数支，分别由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及贺龙的大姐贺英领导，共三千余人。他们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进占桑植县城，组成了****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击土豪，整顿思想，改编部队。
贺龙回乡暴动，国民党当局闻讯立即命令黔军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第五旅龙毓仁部侵占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及整理，加之贺龙为搞粮食、经费去了走马坪，部队缺乏统一指挥，各股首领又互不服气，因此在犁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战斗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的石首地区。贺龙则在桑植、鹤峰两县边境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到五月初，集合了三四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活动。
此战失利，根本原因是革命军名曰革命，其成员大多对革命并没有认识，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组织松散。这支队伍是在贺龙个人号召下，由家属、亲友、旧部仓促组合，互不协调。这样的十几股旧式武装刚刚组合到一起，能与敌正规军交锋，且能于失败后陆续会合起来，已属不易了。
六月，黔军从桑植西撤，贺龙率部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尾李孝渊部，歼敌一连，毙龙旅参谋长，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复占洪家关。此时，在四月被打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一些，并有贺龙的旧部文南浦等率队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七月初，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率部进袭洪家关，工农革命军未能击退敌人，撤至乐育。这时，****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到达，带来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区，湘西北特委撤销；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同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主力。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七百人。全军共一千五百人。在这一时期，湘西、鄂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红四军工作，如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等。他们的到来，对红四军的建设及尔后创建和发展苏区，都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使部队在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上得到了统一。但是，部队成分仍然比较复杂，思想也比较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不清，对党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情绪，有些人存在着升官发财、坐山为王等思想。即使是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第二十军师长的共产党员贺锦斋，在认识上也有模糊之处，甚至撕标语，讲一些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话。为此前委曾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并给以党纪处分，用以教育本人及部队。经过批评教育，贺锦斋认识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对部队的思想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编组红四军的同时，前委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
正当前委对红四军进行整顿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的指示。前委遵命率全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县党的负责人曾庆轩、覃甦、吴协仲、郭天民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门就有党的组织并领导工会、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曾组织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石门年关暴动。“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湖南、湖北举行秋收暴动，在曾庆轩、袁任远等领导下建立了有二百余人枪的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组织群众武装近千人，以太浮山为根据地，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之间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在国民党第十四军陈嘉佑部三四个团及临澧、石门、慈利、桃源四县团防合力“清剿”下，伤亡极大，七月间遭到失败，石门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先在石门北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革命力量，夺取石门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这个决定是以湘西特委、石门县委所介绍的情况为依据的，而实际则与他们所述情况出入很大，西北乡党组织几乎没有活动，工作毫无基础，以致红四军连向导都找不到。因此，红四军的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展开工作，以后又转至渫阳地区。九月五日，奔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团防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头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日返回渫阳，次日遭国民党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应战不利，退到泥沙，再次遭到李云杰部和叛变的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袭击。在遭敌两次袭击战斗中，红四军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于渫阳，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牺牲于泥沙，部队大部溃散。全军仅余二百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于九月底转至鹤峰的堰垭一带大山中。
黄鳌是早期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军政人才，他的牺牲对建立不久的红四军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红四军东下石门期间，桑植乐育一带又为反动团防占领，红四军失去了后方，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处于高寒山区，身穿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又有不少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红四军在桑植和石门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敌人占据优势，红四军建立伊始就不断遭到进攻；地方工作刚刚开始，政仅组织尚不健全，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军队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红四军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北伐军正规战的阵地战战术的影响，没有学会游击战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部队成员复杂，基层骨干薄弱，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便发生动摇，攻则怯战，退则溃逃。历史证明，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部队，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和斗争的严格锻炼，是难以经受风险的。
正当红四军在堰垭一带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贺龙的大姐贺英送来了一批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补给问题，鼓舞了士气。贺英并向贺龙提出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及贺英的建议，着手整顿部队，遣散了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了党、团员，加强了基层领导骨干，严格了管理教育。贺龙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人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经过整顿，红四军全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但人员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并且形成了党的坚实领导，使红四军的政治素质有了巨大变化，面貌大为改观，因此，这次整顿在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此时，湘西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更名为湘鄂西前委，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十一月中旬，前委得到****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对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组织的“神兵”的工作颇有成效。同时，驻恩施、鹤峰地区的敌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有向红四军进攻之势。为了发展武装力量，创造根据地和避开敌军的进攻，前委决定红四军向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派汪毅夫到鹤峰邬阳关联络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工人、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
十一月底，红四军在宣恩地区党组织的协助下，到了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现施鹤部委实际上有名无实，只有部委书记杨维藩个人在一股“神兵”中担任首领，而且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其所能掌握的“神兵”不过五六十人，而该地区的大部分“神兵”仍为地主豪绅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以红四军的力量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能性很小。于是，前委决定夺取部分“神兵”武装，然后迅速返回鹤峰、桑植地区。依此方针，红四军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神兵”，争取下层，打击反动首领的策略，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争取了黑洞的部分“神兵”，解决了利川汪家营的“神兵”，红四军扩大到三百余人、百余支枪。十二月中旬，红四军向东转移，进到建始县梭布坯时，得悉建始敌人不多，遂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途中解决了崔家坝、王花寨的团防。三次战斗，共歼灭建始县长以下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在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四军进到邬阳关。这时，汪毅夫已与陈宗瑜领导的“神兵”取得了联系，并在邬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支以伐木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武装。这两部分共三百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此时，蒋桂之战正在酝酿，马文德旅从鹤峰调走，前委抓住这一时机，在邬阳关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占鹤峰城，并乘胜攻克太平镇和洞柘湾，击毙了鹤峰县长，消灭了一部分团防。
占领鹤峰以后，前委立即开始建立苏区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汪毅夫、陈宗瑜等七人为工农兵代表，并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和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文约等法令。接着，前委又展开了地方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至三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东至白果坪，西迄毛坝，南达昌坪，北至红土溪的广大农村中普遍开展起来。群众焚烧了田契债据，并准备分配土地。在斗争中，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前委收到了****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写的《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传达了****六大精神，对红四军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开脱，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龙）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至）要。”
红四军接此指示后即在堰垭、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和学习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反对了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整训中还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了党的组织。因士兵中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前委领导下，建立了四个支部，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
通过这次整训，提高了部队政治思想水平，使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在整训的同时，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任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若干大队和中队，共约千人，长短枪三百余支。
完成这些工作后，湘鄂西前委依照中央指示，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除汇报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工作，群众运动开展情况，县苏维埃政府工作和今后的工作方针外，对****中央调贺龙去中央工作一事，作了如下陈述：“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江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后来中央同意了贺龙仍留在湘鄂西工作的意见。
三月十八日，鹤峰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纠集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和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共三千余人，分数路进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消灭红四军。前委以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刘子维、向凤翔部，集中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孙峻峰部，在距鹤峰二十里的张家坪与敌激战，毙伤敌一部，击毙了王文轩。其他各路敌人闻风而退。
粉碎了这次联合进攻以后，红四军即向桑植发展。四月上旬，进到桑植龙潭坪、土地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五月上旬继续向南推进，占领桑植县城。此后，红四军即在该地致力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桑植的反动武装或被击溃或被逐出境，桑、鹤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至三千余人，各大队、中队整编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