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在古希腊就被解释为对话和争论的艺术，在中国古代则被辩士们作为研究和运用的辩术。辩证法讲究灵活性，然被人无条件、无原则地利用就成为诡辩法或变戏法。辩证法，不论东方或西方，在它产生之时，都同诡辩论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两者自古以来就有着渊源关系。
如变戏法的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绝不等于诡辩论，这两者有着严格的区别。
一般来说，诡辩论者的常用手法是：或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来偷换概念；或否定事物转化的条件性，不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任意割裂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或夸大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推向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或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抓住事物表面现象的某些相似之处，把不同质的东西混淆起来，搞乱是非界限，等等。总的来说，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片面理解，偏执一方，强词夺理。
中国古代关于“合同异”、“离坚白”的辩论，有所谓“白马非马”、“犬可以为羊”、“狗非犬”、“鸡三足”、“卵有毛”、“火不热”等听来十分怪异的论断，就是通过扭曲对立面的统一关系得出来的。事物的同与异，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总是相互联结而存在的，只要离开了“对立统一”，无论把哪个方面绝对化，都会走向诡辩。
举“白马非马”论例来说，有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出关，把关的人对他说：“喂！公孙龙先生，把你的马留下吧！法令规定是不许马出关的。”公孙龙说：“嘿！我牵的是马吗？不是！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和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可想而知，守关的士兵当然不会听信公孙龙的诡辩，认为白马不是马。我们知道，白马和马是有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属于个别，特指白颜色的马，“马”属于一般，泛指各种颜色的马，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种差别不能夸大，白马尽管颜色与其他马不同，可它仍然是马。法令规定不许马出关，这里的“马”指的是一般，应包括各种颜色的马，公孙龙牵的白马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个故事里，公孙龙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白马和马的差别，否定了二者的联系、统一，只看到白马的个性，抹杀了白马与其他马的共性，从而陷入了诡辩论。
再如，先秦哲学家庄周在《齐物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得腰疼病，泥鳅也这样吗？人爬到高树上觉得胆怯，猿猴也这样吗？人、泥鳅、猿猴究竟谁选择的住处合适？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各不相同，哪种动物适宜生活在哪种环境中，这是客观的。让各种动物生活在适宜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各得其所，这对于各种动物来说，就是是；若反其道而行之，赶猿入水，驱鱼上岸，就是非。庄周因不同物种不能适应同一自然环境而混淆是非，抹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诡辩论。类此之说，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都是以相对否定相对，从而陷入绝对主义的例证。
在现代，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把辩证法作为变戏法而玩弄的现象，也大有存在。比如，有些人说“坏事会变成好事”，“失败为成功之母”，来为他工作失责、失误辩护，他们否认事物转化的条件，信口雌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在改革开放中，搞市场经济与“一切向钱看”；重视金钱的作用与“金钱万能论”；放开物价与胡乱要价；学习外国与崇洋媚外……这些东西都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彼此有着严格的界限，而有些人却抓住它们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加以夸大乃至画上等号，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区别，为其错误的行为辩护。以辩证法的“灵活性”来变戏法，打着辩证法的招牌搞诡辩论是最可怕、也最危险的，这样的人你很难去应付，因为他“怎么说都行，不行也得行；怎么做都对，不对也是对”，反正“理”总在他那一边。辩证法的声誉，就是在这样的“玩弄”中被败坏的。所以人们对辩证法总是怀有某些戒心，曾经流行过“不怕讲唯物论，就怕讲辩证法”的说法，这话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对某些人而言的那种“真”原本就是从“假”的而来。今天人们的造假本领真是令人佩服，假酒、假烟、假药、假唱、假文凭、假钞票、假夫妻乃至假父母……“假辩证法”比起这些来又算得了什么？不管怎样，如何识别诡辩论，对付假辩证法、“变戏法”，可以说是一门“学问”，对这门“学问”，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正如《易经》所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所表达的人性、人世、人生的大道理，属于“正道理论”。只有“君子”、“大人”，即有道德、学问修养的正派人，具有为人类献身的精神、肯于追求真理的人，方能掌握并运用得好；辩证法与钻营私利、歪门邪道无缘，人如果有了严重的私心或私利，辩证法就会“私化”为诡辩论。辩证法在现实中有人能用，有人不能用，有的在前半生用得挺好，到后半生往往就下道了，或者相反，其原因就在这里。
以“假辩证法”来玩“变戏法”的种种现象的存在，应从反面刺激我们必须加强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必须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必须破解社会认知取向过分趋利性、情绪性和随俗性的迷障，这样才能真正使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获得社会的支援，从而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