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在中国传媒大学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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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电视采访内外的思考(3)

《新闻调查》是采访很多对象,用一个话题装下来,但是在《东方之子》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只采访一个对象。实际上我把这两者结合了,把《东方之子》做成了一个《新闻调查》的长度。但是当时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节目不太像《新闻调查》的定位,包括我现在的导师朱羽君老师,她也参与了《新闻调查》,参与了《东方时空》,参与了《面对面》的策划,她说不太像。很多专家都这样认为,说形态上有很多变化,怎么会是一个记者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在谈话呢?我们接受的观念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多听一点意见才好,所以要采访当事的好几方才可以。一集电视剧的长度,就你们两个人在说话,怎么会有人看呢?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实质:你得有张力呀,你得制造冲突呀,这种冲突只能用语言来制造。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底线在哪儿呢?你不能超越事实。大家都学王志的“质疑”,我是性格使然,比如我前倾的姿势。那天有个医生还问我说,“你脖子是不是有问题呀?”因为脑袋好像感觉老有点偏的意思,其实是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完了眼睛也不太好,老是有往前倾的姿势。所以现在从《面对面》以后,一对一访谈,很多记者都学这个。或者大家觉得王志的眼神很专注,很多记者本来都慈眉善目,现在都渐露凶光。但这个都是一种表象,质疑是有底线的,不能超越这个底线。

我是讲为什么要质疑,还是从刘姝威这个节目说。我说,你去问一问刘姝威,她怎么样?确实改变了她的命运。在我们没有采访她之前,洪湖法院的传票已经送到刘姝威的手里,20天之后开庭。当时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能说法院就一定会判她有罪,但是可以猜测。报道刘姝威的记者,《羊城晚报》的某记者,已经被洪湖法院起诉,最后撤诉了。因为起诉方——原告——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羊城晚报》已经公开道歉。而且,原来判了六个月的……这个法律术语叫什么要查一下,就是判定他有罪。你想,刘姝威是始作俑者啊,为什么不可以判她有罪呢?等待她的肯定是这种命运。而且到了单位之后,单位的领导跟刘姝威说,这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们单位没有关系,你不要给我们单位找麻烦。当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我虽然在做的是一个样片,但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只有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刘姝威说,“有人想陷害我”,他说,“谁敢陷害你,我就是这儿的片儿警,再有权有势,我也饶不了他,这是我的工作”。当然他说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随意、有些愣,未必是真的了解这些背景。他现在也表示,要是他的局长让他不管了,他也就真的不管了。这说明她有良知,也说明她已经是很弱小的一个个体存在。但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她呢?确实当时刘姝威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所有播出的节目里面,它受到的表扬和批评是一样多的,而且是一样尖锐的。最后我置身事外,而目标是我了,焦点是我了。网上的网友打得不亦乐乎,支持的就特别支持,反对的就觉得王志简直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我说你去问问刘姝威啊。记者的立场——质疑——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态度。

我始终认为,我们和采访对象之间有一道线,就像我现在和你们隔着一张桌子一样。大家可能不注意看,演播室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啊。我不喜欢会客厅这种形式,我觉得会客厅不能谈新闻,它可以谈话题,但是新闻,我觉得隔一张桌子比较好。有时候没有桌子,你们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线。《面对面》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没有桌子的状态,但是我永远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申请采访于丹已经好长时间了,但于丹始终不答应,她说你得告诉我你要采访我什么。我说你看,你都是搞传媒的,你都跟我提这种问题。我说你怕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不能答么?为什么王志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是在线的这一边,我从来不会越过线到那边去,我不会到嘉宾那边去。实际上我的观点未必不在那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就不能站在那一边。因为媒体是公器嘛,非常简单的道理。后来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和网友有一个交流。我说如果我采访刘姝威,那我肯定是站在中线这边,甚至可能更远一点。因为蓝田——她的对方——没有出现,我必须把蓝田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作个回答。

我把这个节目做回来以后,当时领导审片,任何话都没有说,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采访蓝田?问得很有道理。我说“是,他们不接受”。这是我的一个理由。我后来又跟他解释说,我说如果说蓝田接受了,我就要做另外一集,我要做下集。明白这意思么?领导说那你应该采访民众啊,应该采访当事的第三方,比如证监会啊、比如银行啊。这个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会在谈到《面对面》那个节目时,对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使用一对一这种方式来做再作一个解释,这叫做剑走偏锋。这就是我做节目的特点,我就要制造一种张力,制造一种拉动力。别人说,“王志,你改了么?”我平常工作、生活中是很随和的,我很平和的。因为不关我的事嘛。但是我坐在记者这个位置上,这就关我的事了,这就是我的事,而且只有我能说话了。我不替蓝田发问,不替所有不同情刘姝威的观众发问,他们哪有这个机会?但是记者这种同情心怎么可能完全就寄托在这种态度上呢?

大家可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栏目叫《朋友》,主持人非常出色,王刚啊。换了很多主持人,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你俩勾兑好了,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男人都可以成一台戏,在台上称兄道弟。你们俩都拾掇好了,观众谁愿意看你们啊,你们俩在蒙我呢。我觉得后面隐藏的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我对刘姝威是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时我们采访刘姝威,包括孙玉胜,当时《十年》这本书里面还提到过,他说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签了这个字了。电视台的规矩是——到现在也是这样——法律方面的事情,不结案是不能报道的,必须要有结论。理由是不能干预司法。但是刘姝威这个节目为什么能做成呢?恰恰因为我们做的是样片。我说做样片做什么呢?领导说你就做成像姜瑞峰这期节目这样,做成一对一的访谈就行。我说那做谁呀?没有限制,反正不播出。所以刘姝威当时的情况是,先于我们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财经》杂志,在网上发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很短,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一切都按照原来的面貌在出现。法院发了传票,刘姝威没有人支持。但是在做样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做新闻、做记者,这种良好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比你背多少概念都有用,就是你在瞬间要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别人都说,王志你发的是“非典”财,你看“非典”之前可能只是在业内知道你的人比较多,“非典”之后是妇孺皆知啊。“非典”之前顶多是50岁以上的女性在看你的节目,“非典”之后可能30岁以下的都看了。那句话说得有点大,“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呆在树下十几年了,当果子成熟了,掉下来砸到你,你把它扒拉开,你骂人家,那就是你的不是了。“非典”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你要有一个记者的判断力。

我的太太一直在跟我说,她不喜欢当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说挺好啊,那你想干什么?她说她想当新闻记者。我说我劝你放弃这个念头。她说:“为什么,你瞧不起我?”我说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你太不了解这个行当了。今天就把你放在记者这个位置上,人家能把你骗得一愣一愣的。因为她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去淮河拍的时候,人家都给你做得很好呀,厂长当着记者的面都可以把那个水给喝了。喝了就说明真的就清洁了,真的就达标了?但是事实呢?他碰上我这样的对手,我跟他是在一样的环境长大的,我不相信。为什么我不相信?我拐了好几道弯呢。第一,我就不相信有便宜你不占。第二,处理污水是要成本的,你的厂里面利润是多少,我已经请教专家,看材料,我的数学不太好,但是我能计算出来。如果你把所有的污水都按照这个标准去排,你这个厂早就关门了,你所有的利润都用在处理污水上了。这是个常识,就是事实是一个底线。我说你要当记者这你能行么?他当你面喝水了,你就真的相信了?我就不相信,所以到晚上我还去,我就拣他排的时候去,果然,晚上去接的水都是黑的,厌氧物超标一万多倍。我还不相信,我还继续挖,你那么多的污水,那么小的管子怎么可能,一定另外还有出口。结果查来查去不光那一个出口,有十几条管子已经排到河中间了。为什么说记者讲的是事实,这条河是污染的,开闸放水的时候,那个水都能把人给熏死了,这都是事实存在的,不是撒谎的。旁边的老百姓的地下水原来是打8米,现在打80米都不行了。我们上县委招待所里面吃的饭都是臭的,水都是臭的,你说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呀?从天上掉下来啊?那总有人排吧,但是你说只是老百姓的污水不可能是这种结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原来从来没有喉癌、肠癌,现在百分之五六十都患有肠癌、喉癌。县政府的国徽挂在那个地方,半年就给熏黑了。这些都是事实。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听别人说的。这是实事吧?但是记者的报道要真相,你光说这个人家立马就告你了,你讲的是事实么?大家知道黑砖窑的事情么?我们的干部出来解释,跟老百姓道歉,记者问他最大的失误是什么?“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控制好媒体。”(笑)说的是真话。所以当记者要怎么当?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我们同学躲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老师给你提几个案例跟你来讲,已经离新闻很远了。

这一次(大赛)包括现场连线的记者,做得比我还专业。“喂喂喂,撒贝宁你好。”也很机灵,回答不出问题,就说“这话筒有问题”。还有特地蹲下来的,反正这些姿势,他们认为出彩的东西全都玩一遍。当记者不是玩,争的就是一个真相。人家带我去看那个管子,我看不懂,但是我说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哪根管子是接哪个水的,是排到哪儿去了。答不上来。真理说一千遍还是真理,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一个人要说谎话是很难的。人家说这个人一张嘴就是谎话,不容易的。只要记者专心,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来看,那绝对是不容易的,圆不了这个谎。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对刘姝威采取这个态度,我对她这个事件的了解,在我报到之前,我敢说我是所有新闻记者里面了解得最清楚的。因为我做样片嘛,我很负责任,我想做得比较丰富一点。因为没有任何压力,我也不要去审稿,我做完了以后再给领导看。跑到她家里,我先要判断是或者非,把这些问题都得解决掉。你先过了这个门槛,你才进行表现。很多人不知道,包括这次选手也是,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较突出。他们准备了一大堆,他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在屏幕上呈现出来,这是不合适的。记者首先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有些是我不知道的,有些是我知道的,但是在电视上的一定都是你不知道的,因为观众是不知道的,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有些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是明知故问,但是你一定要从未知的状态去发问。所以我去了刘姝威家,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跟我说了一遍,包括她自己的私人相册,都拿出来给我看。以至于后来我们的摄像对我说,“瞧,人家对你有意思。”不是,是一种信任。她当时在那种状态下,她想把事情说明白。可能她提供的那些照片跟本案无关,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了解了她这个人的人品,她是不是一个撒谎者,她跟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家里面乱得呀,那个材料,整个生活已经很糟乱了,没办法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因为屋子那么小。一个学者,那么多书,又是单身,老母亲跟她住在一起。就是通过方方面面的信息判断。记者阅人无数,他的判断力从哪儿来?他不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