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生活
一提起冯玉祥，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且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好是歹，是忠是奸，是功是罪，棺虽盖而论未定。就算到今天，学者们对他的评价仍旧毁誉参半。但是冯玉祥十二岁从军，由清末的一个普通淮军小兵，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为民国的陆军上将，一度左右国家命运的人物，完全是靠自己不懈的奋斗，仅此一点，足矣让人肃然起敬。
军人的崛起离不开部队，冯玉祥也不例外。他的队伍最鼎盛时期曾达到过近五十万人，俾睨群雄，傲视天下，支撑这支队伍的骨干就是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这是冯氏起家的原始资本，从1914年任职，到1921年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他当了七年的旅长，培养出所谓的“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一大批杰出战将、猛将。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张自忠、冯治安、佟麟阁、刘汝明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尽管最后的归宿不同，但是都出自同一个大家庭——第十六混成旅。
所以谈冯玉祥就不能不说十六混成旅。
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湖人。其父冯秀文，后更名有茂，字毓亭，年轻时当泥瓦匠，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战火延及家乡，举家逃难。冯有茂为人慷慨侠义，在逃难的途中还不断帮助别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带着母亲、妹妹走到一条河边，后面有乱兵追来，前面有河而又无船可渡。他找得一个大木盆，让母妹二人坐在盆里，而自己则凫水推盆过河。渡到彼岸之后，忽闻后边岸上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呼救声，这也是被乱兵追迫而逃难的。
他救人心切，凫水推盆回去，照样送她俩安然渡河。那两女子以无家可归，同行又不方便，且为报德酬恩起见，于是向其母献身愿同为媳妇。冯有茂却坚持不肯，说道：“救人于患难，是自己的本分，乘危而取利是不义的行为。”恰巧次日在路上，遇见两女的父母，遂将二人交还。由是他乃有“侠士”之称。
后来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冯有茂到一家张姓地主家做佣工，没想到却因此改变了冯家几代人的命运。
张家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但少爷们念书不行，于是改学武，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教少爷们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绔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冯有茂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冯有茂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冯有茂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考期到了。冯有茂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自己也报了名。进了试场，两个阔少名落孙山，而冯有茂却意外的考中了武秀才。
有了小小的功名，为改变生活，冯有茂毅然从军，投到淮军“铭字营”刘铭传的部队里。有茂这个名字就是投军后改的。那时候战乱频仍，江淮一带被太平军、捻军闹得天翻地覆，天天都有仗打。冯有茂武功好，作战也勇敢，后来升为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太平军、捻军被次第剿灭，冯有茂又随军远征新疆，经历了千辛万苦。
从新疆回来，铭字营驻防山东济宁，冯有茂从当地娶妻游氏，翌年生长子基道。
光绪初年，铭军驻直隶。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太平军及稔军战事先后平靖，拟在濒海各地屯垦，乃令所部将士家属移居驻防各地附近之村镇。冯有茂遂举家迁居天津附近青县之兴集镇。冯玉祥即诞生于此。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夏历）（阳历一八八二），冯有茂本应赴江南乡试考武举人的，但因军职羁身，不能如愿南下，而第二个儿子适于此时出世，所以他就为他取乳名曰「科宝」，用作科举宝贵的纪念。其实，如果他在九泉有知，应当觉得这个儿子之产生，比当时入场中式举人更为喜庆得多哩。
铭军后被改编为“练军（属于地方性质的部队）”，共有五营，驻保定，故名为“保定练军”。这时候冯有茂因功已升为后营右哨哨官，亦迁居保定。他虽然屡次升级，但因军饷微薄，而赋性豪爽，不治家人生产，又不屑私取不义之财，所以家境一向贫窘。他们所住的房子在离保定城二里多远之东关外的大康格庄，只有四间屋子。据冯玉祥后来回忆：“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望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过了半年，才搬到一家稍大的房子，一共七间。冯玉祥就在这乡间陋室渡其缺乏幸福的童年生活。
由于家境窘迫，冯玉祥自小就开始学着料理家事，割草、拾柴，自不必说，稍大一点就要下地干活。过去没有自动机械，一切都要靠手来劳作。中国农民的艰辛，如果不亲自体验，那种苦是无法想象的。不要说得太远，解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农村也一样，因此上农村的孩子念书特别刻苦，为的是考上大学脱离苦海。
在冯玉祥的记忆里，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穿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冯玉祥，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优良习惯，而且贯穿一生。同时也铸就了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后来他的部队军纪严明，秋毫不犯，也源于此。因为他知道老百姓的苦楚，所以坚决不允许士兵们再去扰害他们。
那时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抽鸦片。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身份的象征。就像现在青年们偷偷吸食毒品，穷人是不敢沾染的。冯有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却未能免俗，而且是夫妇同吸。原本就清苦的日子，这样一来如同雪上加霜。因此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后来冯玉祥在自传中写道：“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无奈之下，冯氏夫妇痛下决心，戒除鸦片。冯玉祥回忆道：“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的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大烟虽是戒了，冯玉祥母亲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不久即辞世。由于看病，料理丧事都是要用钱的，家里早就一文不名了，没办法只好将亡人葬到义地。冯玉祥一生常以此耿耿于怀。冯母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除了老大老二其余都夭折了。
按说，军官的儿子到了年龄就应该去读书了，但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一项开支供养两个儿子。冯有茂饱受不识字的痛苦，百计罗掘，先让老大基道读书。其实当时老师的束脩（即工资）一年才六吊京钱，拿到现在算也就几百块钱。
基道一共上了不到六年学，正好军营里有缺额，幸运的补上了一名骑兵。每月能关七两二钱银子，除去喂马，还能剩下一点补贴家用。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战乱，而且社会上百业凋敝，普通穷百姓都把当兵视为一种不错的职业，毕竟能按时关出饷来。
基道最后一年的书只读了九个月，而束脩是交了一年的，于是冯玉祥顶替哥哥去读完剩下的三个月书。三个月期限一到，冯玉祥就失学了，于是每天到父亲营里，跟司书、师爷一类的人物学学认字。
冯有茂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薪饷，每每入不敷出，非常迫切想把二儿子也补上兵额。然而像他这种情形的人很多，所以一旦出了缺大家一般都是轮流补上自己的子弟。冯有茂人缘好，朋友多。一次苗开泰管带的营里出了一个缺额，别人都还不知道，苗管带决定把这个名额给冯家老二。但一时间先不起来孩子的名字，有心派人去问，又怕一耽搁名额被别人抢了去，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了“冯玉祥”三个字，从此冯基善就叫冯玉祥了，成为一名能关三两六钱银子的小兵了，不过用不着随营训练。这种现象在练军中很普遍，叫做吃“恩饷”。
收入略宽裕些了，于是冯玉祥又开始读书，一晃又是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