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期的军旅生涯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由于朝鲜问题而开战，保定练军受命协防天津大沽口。冯玉祥随父出征，第一次真正体会军旅生活。练军没打过仗，一听要上前线，爷娘父子都乱了套。冯玉祥的自传中对对一段描写的很生动；“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蕴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到了大沽口并没有战事，主要工作是修筑炮台。而没多久战争就结束了，最终中国大败，赔偿二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次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警醒了一部分国人，开始探寻另一种民族复兴的道路。幼年冯玉祥也震动颇大，自此他满脑子里装满了对倭寇的仇恨，终其一生抗日信念始终不倒，源于此刻埋下的种子，
大沽口炮台修了两年，费尽无数心血、资财，安装的都是最新克虏伯二十四生要塞炮。然而没过几年，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就规定必须将其拆除，让人愤恨不已。尤其是亲与其役的冯玉祥，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也进一步加深。
一八九六年，五营练军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冯玉祥才正式入伍，接受军事操练。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军队生活自此开始。
保定一带自来就有尚武之风，冯玉祥更是沉迷此道，遍访名师，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然而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对他今后影响颇大。第一，喝酒。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官，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不懂酒的厉害，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的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甚至一闻酒味就恶心。第二，赌钱。冯玉祥家教甚严，从不敢沾染这种恶习，然而入营之后结交了不少小朋友，当时军营的风气就是那样，烟、赌、酒习以为常。一天在一帮人的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拉拉扯扯的被拖到赌场里。他在自传里写道：“我对于扣宝这门径，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这天回去的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几十吊钱！这样大的一个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的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可是不久家里就发生了意外。
一天，冯有茂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三个月。在卧病期间，冯玉祥在家服侍老父，每月逢三、八、五、十这几天，是军营训练日子，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烧饼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制钱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叹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的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冯玉祥多年之后每提起此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冯有茂养病期间练军开始大举裁军，首先就是裁汰老弱。冯有茂卧床数月，当然成为第一批被裁的对象，幸好兄弟俩年轻体健，都留在营里。不过二人的饷加在一块也就七两多银子，还及不上父亲一个人的，因此生活更加窘迫。冯有茂赋闲半年，百般谋事，也未如愿，后来只好决定回安徽老家。可盘缠钱就得十多两银子，无奈之下，变卖房舍、家具，好歹凑够了十五两银子。父子洒泪分别。从此之后，冯玉祥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而冯玉祥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对于武功一项更是勤苦练习。
在当时冯玉祥惟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回来团聚。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当时的军队，稍微有了一点新气象，就是开始普及西洋操法，但是军官们多数不学无术，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冯玉祥想不出较好的弄钱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的一边走，一边喊，至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思是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冯玉祥听人这样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冯玉祥从那时起就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于是还有人管他叫“冯傻子”。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才使得众人对他另眼相看。当时保定军营外树木很多，当地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次下令禁止，但无甚效果。一天，冯玉祥手持写着禁令的木牌向居民们宣谕，众人围在他周围议论纷纷，而且出言不逊。冯玉祥于是大声呵斥，其中有几个泼皮无赖，见他只一个人，上前便打。冯玉祥只一声冷笑，然后大显身手，几下就把无赖们打翻在地，其余人等一哄而散。自此，树木遂得保存不少，同营的官弁们对他也开始刮目相看。
就在此时，北方各省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完全是由于********，阶级矛盾发展到了顶点，愚昧无知的人民在忍无可忍之下，郁积在心底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们焚教堂，杀洋人，杀教民，形成一股强大的旋风，势不可挡。岂不知自己的迷信、愚鲁，为国家，为民族带来了滔天的浩劫。而颟顸的满清当局竟然觉得民气可用，居然让他们去打洋人，可能是打算让他们两败俱伤，好渔翁得利。这帮蠢家伙对国际形势一点也不懂，对自身的实力更是莫名其妙，堂堂数万大军，围攻几百业余军人把守的使馆，尚且久攻不下呢。终于搬起来一块巨石，砸烂了自己的双脚。结果引来了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京师沦陷，两宫西狩，人民涂炭。最后还是李鸿章出面议和，赔款竟达四万万五千万，本息合计近十万万！此次失败，把我们残存的一点点民族自信心彻底击垮，以至于近百年之后使崇洋媚外成为一种时尚。但也不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它使国人对满清政府丧失了仅有的一丝希望，致使辛亥革命能顺利推翻清廷。
一说起这些事情就义愤填膺，差点跑题。
八国联军的洋兵攻到保定，五营练军一哄而散，这期间冯玉祥也是到处躲藏，无家可归。还好不久残余的练军被一部淮军收编，总算有吃饭的地方了。
这一段时间，冯玉祥非常迷茫，虽说当了教习，但是此时的淮军暮气重重，腐败不堪，对于一个刚满二十岁，积极上进的青年来说不啻是一种煎熬。甚至萌生退志。
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早就闻名遐迩，继而又改编为武卫右军，整齐严肃，壁垒一新，大有蓬蓬勃勃的气象。冯玉祥羡慕不已，于是决心投奔，义无反顾。这完全是自己的决定，不成想又一次改变了命运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