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反蒋联军集合了近七十万大军，声势空前。但是蒋介石依然从容不迫，在调集军队，准备应战的同时，利用其中央政府的政治优势首先从舆论上对阎冯大张挞伐。双方从1930年初到大战开始的数个月大打电报战，延续着军阀混战的老套路。
阎锡山在电报战中，删繁就简，针对国内当时兵燹不休，百姓和各政治力量都思安定建国的想法，抓住蒋介石最不得人心的几件事大加发挥，在“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党人治党，国人治国”还是********政治；以及国民党“三全大会”统绪三个方面与蒋展开论战。
阎、蒋电报往还始于蒋介石2月9日（佳日）给阎锡山催促赵戴文回南京，平息谣传，以示蒋、阎“团结始终”的佳申电。阎锡山在2月10日（蒸日）的复电中提出了前述三个方面己方观点，并要蒋履行前言，“礼让为国”，与己“共息仔肩”，打响了向蒋电报进攻的第一炮：
南京蒋总司令鉴：佳（9日）申电奉悉。中国危亡，已达极点，……窃念钧座受先总理托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朽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助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愈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疑窦重生，……继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原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总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创造三民五权之最高原则，实足为世界开大同先例。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如有跋扈军人，违抗国家命令者，仍由钧座以党国元勋之资格，负责纠正。锡山不敏，窃愿追随钧座之后，略效绵薄。抑锡山尤有进者：前此西北事起，锡山自思，既不能解决西北军饥寒之苦，有失信约，又不能为国家消兵戎之祸，有愧职责。日夜彷徨，无以自解。曾两次派员购得船票，意欲离国他游，籍减愆戾，而迟回却顾，迄未忍遽然而去者，诚恐孤钧座殷殷图治之苦心也。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于民主党党治之下。锡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钧座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太平之基，亦可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从此钧座之苦心既可大白于天下，锡山以驽骀得附骥尾，亦与有荣焉。
在政权问题上，蒋介石岂肯“礼让”？但鉴于阎锡山的实力和号召力，蒋还是希望与阎锡山缓冲一时，由此有了2月12日（文日）给阎的文电：
阎总司令百川勋鉴：蒸电奉悉。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语！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筹办编遣，悉取公开。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分不逞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全国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凭籍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有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中绝非贪恋权位之人，去年四月讨桂，曾宣言军事结束，即行辞职；不幸叛变迭出，责任未尽，遂使弟又不得不继续尽瘁，存死而后已之心。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而革命救国之本怀，则未忍须臾背弃。我兄革命元勋，党国安危所系，万不可肥遁鸣高，轻卸救国重任。窃谓目前党国阽危已极，但我辈能一德一心，共谋匡济，消弭反侧，实非甚难。一俟和平统一真正完成，国民革命进行无阻，兄如有遨游海外之逸兴，中敬当追随同行，今则绝非其时。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竟救国之功。
蒋介石的文电首先推出“义务”之说，并以中央自居，表示非武力不足以平叛。“和平统一”的口号必以武力为后盾，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无不以此为圭臬。北伐胜利后手握中枢大权的蒋介石经“编遣”和“戡乱”，用武力削平或削弱了一个又一个军事集团，使所部第1集团军成为国内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自然当仁不让。蒋介石并在电报中要阎锡山就其逻辑回复，试图把阎引到与中央“共谋匡济”的路子上来。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阎锡山当然要为受蒋介石压制的、欲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地方实力派讲话，其在2月13日（元日）复蒋介石的元电中，针对蒋的文电，逐条予以反驳：
……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才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谨将钧座见商者，分别答复于下：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锡山以为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今日所开除通缉的党员，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的分子？今日所讨伐作战之军队，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之军人？革命的党员破裂，革命的军人残杀，非特革命救国不易，革命成功亦难。至云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山意当开编遣会议之际，大众一德一心，毫无疑义。因党务财政致起戎端，一处发难，众处响应，贤者之责备集于钧座之身，并及于山。锡山以为山随钧座暂卸仔肩，使攻击者无其目标，反动者无所籍口，无目标无籍口，当然无人附和，是灭其气焰，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也。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张其气焰，乱不能止，争不能息也。……至凭籍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之目的？山意彼以凭籍武力维护党国为口实者，我辈能以武力尽平之乎？亦正不必以武力尽平之也。且今日所谓凭籍武力以谋危党国者，皆昔日努力党国革命之军人也，何乃前正而后邪若是之相悬耶？愿钧座安其心而杜其口，山以为必能化险为夷也。至锡山之讨伐改组派，以其仍走破碎党的路径，必陷党于循环报复，此仆彼起，祸乱终无已时，故努力而讨伐之也。锡山与此尤有顾虑者两点，请钧座加以考虑：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锡山以为将共产党除外，凡属国民党者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以解决国事，完成整个的党，使党颠扑不破，中央常立在理直气壮的地位，然后有阻碍国民革命者驱除之，破坏和平统一者扑灭之，较之今日多数党员多数军人居于不合作之地位以图治，钧座以为得力乎？否乎？党国之危机，减乎？增乎？国人之信仰，外交之同情，多乎？少乎？钧座达革命救国之目的，易乎？难乎？山以为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间，乞钧座察之。
阎锡山的元电把当时国民党内分裂、国家财政困难的责任归于蒋介石，不仅不与蒋“共谋匡济”，而且继续要蒋下台，其态度较蒸电又强硬了一步。蒋对元电未予回复，阎遂于2月18日（巧日）又向蒋发电，表明其政争非为个人利益，实“纯系为党为国”而谋：
元电迄未蒙复，甚为悬念！倾接京讯，盛传钧座接电后，赫然震怒，以为锡山受人挑拨，背叛钧座，将大张挞伐，已下令动员，肃清鲁豫，问罪冀晋。闻讯之余，慌恐无既。山之衷曲，迭电言之，奠定国家，钧座确有认错处。钧座待山甚厚，知山亦必深。山如有负钧座之心，当发现于前此危急存亡之时，必不发动于助钧座平乱之后。山此次敢犯钧意者，日夜筹思，纯系为党为国，兼为钧座及锡山历史谋也，愿钧座深察之。钧座如必以此罪锡山，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锡山无不服从。谨再奉陈。特电奉闻。
蒋介石见阎锡山决心要其下台，即在2月19日（皓日）致阎的皓电中点明阎锡山准备发动战争的事实，警告阎“临崖勒马”，并要阎履行让冯玉祥出洋的前约：
……不邀谅察，重加责难。以我辈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结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哓哓辞费？且已由胡、谭、王三院长续进忠言，果兄不认为逆耳之言，临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中之渎陈。中日来静默思过，何以平日负疚党国之处，不能得兄随时指陈匡救，而突于此时，严重督责？雷轰霆击，必欲中立即放弃党国赋与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出倒蒋之谣言。……
中亦迭接报告：谓兄已决定对中央作战，所有总指挥，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强二集团军以主力由郑洛直取武汉，以大部进犯襄樊；对平汉路局与北平电局之中央机关，皆派队监视，且以武力强取；而对北平行营所发电报，全行检查；在河北各县征发车骡，急如星火，中未敢据以诘责，适因来电，为兄言之。兄矢言服从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责任，固未尝许兄轻自放弃；中与各院长苦口敦劝，亦冀兄继续为党国尽瘁。兄果有服从命令之诚意，则请立即取消下野引退之说。非然者，兄虽矢言服从命令，恐兄动员令完毕之日，即兄通电辞职之时；而辞电朝布，兵祸夕发。是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不惜甘为党国罪人。兴言及此，中实不寒而栗也！尤有为兄言者：我辈革命，在公当服从党国命令，在私当重视个人信义。党国未许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为服从命令者所宜知。信义为礼让之本，无信义则所谓礼让者，皆属虚伪。兄与焕章有通谱之雅，亲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谊固视中正与兄尤有过之。去年八九月间，中央迭促焕章出洋游历，旅费二十万元亦早拨请尊处转发。使焕章早得成行，则西北战祸可免。不幸，兄坚约焕章同行于前，束缚焕章行动于后。……
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负责实行编遣会议之议决案，以昭示大信于天下。天下亦将群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终为革命党人而服从命令。非出矫正对拨二集军，确为谣诼，群疑尽息，人心大安，斯真和平统一之福星，愿兄图之。……
编遣会议议决案乃蒋氏“削藩策”的杰作，阎锡山再次在2月20日（号日）复蒋的号电中强调了“三全大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实施编遣提出了“交兵于党”的意见：
奉读皓电，惶恐无似！锡山追随钧座，共生死患难者，有年矣。山自处如何，对钧座如何，挑国家如何，钧座均知之。谅我罪我，锡山决不愿以一言一字，致烦钧听。惟对于党国安危大计，一得之愚，不忍缄默。戡乱不如止乱，必须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若不能止乱，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锡山所见如此，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止乱有方，戡乱始有果。至于编遣，固为当务之急。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而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此锡山不惮忌讳，敢陈钧座者。区区之意，纯为党国久远计耳。深望钧座于此两点，有所指正，阎锡山无不竭诚接受也。若谓阎锡山别有辜负钧座之谋，于津浦、平汉准备军事，纯系挑拨离间者是言，祈勿轻信，是为至祷！
蒋介石接着于2月22日发出长达1200字的养电，强调阎锡山对皓电所提取消礼让引退和请冯玉祥出洋未正面回复，提出“戡乱止乱之义，胡、谭、王三院长早为兄详言之，至全体大会之论，吴稚晖又重为次陇院长明剖无遗，”认为就此无须再费口舌。养电特别界定了“个人武力问题”，蒋介石祭出“军权受之于正统中央”的法宝，表示再不屑与阎锡山进行游离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外的争论：
以个人为中心之武力，今日诚不宜再有！惟吾人所统率之武力，皆受之于党国，吾人无背叛党国之行动，即武力为捍卫党国之干城，内省不疚，正不必以个人中心之武力自惭形秽。兄自居何等？诚不敢知；若中则自信只知有党，只知有国，不知有个人。吾人以身许党，为国服务，即举生命与自由尽献之于党国。以党之意志为意志，以国之休戚为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岂武力可居为己有？但在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乱，实现主义，巩固国防，正吾人天职所在也。今日本党之武力，乃总理千辛万苦，艰难缔造，付之吾人，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者。中躬受总理之托付，创办党军；又奉党国命令，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非敢如以个人武力为中心，受少数叛乱军阀所推戴，不惜为违犯党纪，反抗革命，祸国殃民，争权夺利之具也。中实不忍妄自菲薄，尤不愿轻受诬蔑。使中果有背叛党国之罪状，党国当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又或中违犯党纪，淆乱国是，倡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之谬说，及别设枢密院元帅府以解决国事之怪论，则亦无所逃于清议之责备。今中惟服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以为党国扫除叛逆，何得指为个人中心之武力乎？兄于本党革命历史，或尚未尽明了，放鹜礼让之虚名，责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议果见实行，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兄或谓总理曾让位于袁世凯，以促成南北统一，中正何人，乃违让德。不知总理之让位，系服从当时本党干部之决议，非徇任何人之请，尤非以此自鸣高蹈，而总理毕生尚以此事为憾！使无让位袁世凯之举，实行总理革命之主张，彻底荡涤瑕秽，不与反革命者妥协，则中国革命早可成功。十余年来，兵祸相寻，如袁氏之称帝，溥仪之复辟，以及国民党之解散，陈炯明之叛变等，使我革命党之命脉几乎中绝者，皆当时一般失节党员与无聊政客，不明党义，贩卖革命者，高谈礼让所误也。……
编遣会议之产生与进行，实经过党人之决议，政府之命令，兄亦始终参与其事。今不能服从其决议案，而必相约放弃党国所付之重任，始能实施编遣，恐兄之苦衷，实不能使人谅解。兄若真能信仰革命之主义，服从党国之命令，凡所指示，中甚愿竭诚讨论，冀得真理。仍望于皓电所陈，切实赐答！否则革命与礼让，真伪难容，文电往返，无补高明，徒灾枣梨，甚为戚然不安也！
蒋介石亮出了“总理嫡传及中央授命”的杀手锏，一口否定了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要“为党国扫除叛逆”。阎锡山怎肯示弱，即于次日（2月23日漾日）联名冯玉祥、李宗仁、何健、刘文辉等共45名反蒋派将领向全国全党发表党统问题的通电，反否定蒋介石占据中央权位的合法性。通电云：
慨自党内纠纷迭起以来，由党争而变为兵争，士兵则死亡枕藉，人民则困苦颠连，对外无御侮之能，对内失统驭之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尚何党？夫今日之争，纯系煮豆燃萁，不当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所争者，三届续统与二届复统两点。而主张息争者，拟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党员外，组织临时国民党党员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行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此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用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纷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特电陈词，敬祈鉴察。
漾电提出的投票决定党统，以及“先求整个的党，再求统一之国”的政治主张，从理论上讲，是有利于国民党自身建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从团结的角度处理党争，对创建和平环境，加快社会发展，巩固国防，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均有其意义。阎、冯、李及川、湘等地方实力派希望通过这一办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取一定权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已经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不容党内其他派别染指中枢权力，力图以压服和征讨的方法对付地方实力派。
阎锡山紧接着在2月24日（敬日）致蒋一电，重申号电要点，要求蒋交权于党，“亡羊补牢”，可视作阎对蒋的“哀的美敦书”：
养电奉悉。答复钧座两点如下：一，取消引退之意，可以取消钧座引退之意，不能取消锡山引退之意。二，锡山与焕章出洋，系钧座力阻而止，焕章在晋，原本自由，无所用复。至实施编遣一节，锡山本曾竭力施行，裁去步骑炮兵共三十六团，点验委员报告有案，今欲再行实施编遣，锡山考察情形，非将一、二、三、四集团军之军权，全行交还于党，难于实行。此答复钧座者也。锡山号电所陈两点，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施编遣。在锡山之愚，确认识为党国安危之关键，故敢请加指示。钧座引总理之谦让为憾，锡山以为总理之让袁，是逼于强力，我辈之交还军权于党，是归于正义，两者实不相同。再锡山有不忍与钧座言者，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乱实肇于此，亡羊补牢，尚犹有术。愿钧座察焉。并乞赐复为祷。阎锡山敬印。
蒋介石必须维护三全大会的合法性，才能确定自身法统，故在2月26日（宥日）复电阎锡山，谓：
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创其例，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师其志，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议决。指派所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亦无异于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宥电还指责阎锡山“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此时，阎锡山已与冯玉祥取得一致，并请冯回到太原，即在2月28日（勘日）给蒋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再作口舌之争：
宥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哓哓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再锡山有（25）日回五台晤焕章，转述钧意，本日偕同返并。钧座对焕章有何意见，可径行电商，锡山亦不再做中间人，益增咎戾也。特电奉复。
正如蒋介石所料到的，阎锡山随即于3月3日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与蒋以武力说话了。蒋介石亦预作准备，在此之前的3月1日于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在济南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以对付晋军。
3月14日（寒日），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责蒋通电，历数蒋氏十大罪状，将反蒋舆论之战推向高潮。是为著名的寒电（电文详见上一节）。
3月15日，鹿钟麟、商震、黄绍闳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在阎、蒋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通电就任总、副司令职务。在持续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之后，阎锡山在其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３日）通下野之电，鱼（６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阎、蒋关系至此已无法弥合，国民政府于4月5日发出对阎锡山的免职并缉拿令。缉拿令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对阎氏自辛亥革命至最近与国民党的关系贬损有加。令称：
阎逆锡山素昔狡诈。辛亥革命，遭遇时会，僭窃一省，无所建树，既为袁氏所不容，总理犹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国，该逆竟怀禄贪势，反颜事仇，始则宣告脱离国民党党籍，继且请求解散国民党，以接纳于袁氏。迄袁氏称帝，该逆率先劝进，并奏请改建立宪帝国，为袁氏所激奖，故当时有一等侯爵之伪封。该逆受之，曾无愧色，其不得厕于中华民国国民久矣。及国会解散，督军团变叛，以至张勋复辟，该逆均依违其间，以为可以臣洪宪者，未尝不可帝溥仪也。当此之时，总理兴师讨贼，凡使命往还于晋地者均被峻拒，故终总理之世，未闻该逆于革命有所协助，且杌陧之。洎我国民革命军师次淮、济，该逆始束身来归。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责功，且欲以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晋、冀、察、绥各省，不惟无所建设，又复诛求无厌。去年李、白、冯、唐之乱多为该逆所潜煽，一方密请政府声罪讨冯，一方密款冯氏以劫持政府。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于该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种反革命之军人、政客以图一逞。政府奉总理之遗教，弘训政之建设，际兹该逆干党纪、构国难，犹再姑息遵养时贼，何以为党？何以为国？阎锡山应即免去本兼各职，著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以儆奸凶，而申法纪。此令。
蒋介石亦于同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历数阎锡山、冯玉祥两人“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以“割据之野心”“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等“罪状”，要求“各将士须知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其各忠勇奋发，灭此朝食，以竟革命之全功而奠国基于永固”。
至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历时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以双方的彻底决裂而划上了句号，剩下的就只有武力解决之一途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终于箭在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