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次国共合作
早在1922年8月，共产国际的代表就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首先谒见孙中山，讨论革命问题，并在张继的介绍下，由中山先生亲自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随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领导人也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其实双方目的很明确，****单凭自己的力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难迅速得到发展，而依附于国民党，是一个借鸡生蛋的良方。而国民党组织松散，人才凋敝，借助这支新生的、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可以达到从内部改造本党的目的。同时，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党必须依靠苏联的援助，不然很难走出困境，而熔共也是苏联提出的条件之一。
然而国共合作开始也遇到了阻力。首先是共产党内部有分歧，陈独秀积极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现在的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无法承当革命的中坚力量，只有协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等国民党革命成功了，共产党也壮大了。以张国焘、刘仁静、蔡和森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决反对全体加入国民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很怀疑，主张工人阶级独自展开运动。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两派争论很激烈。最后大会决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在三届一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需努力做到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争取领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另外会议还决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性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
1923年下半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大张旗鼓的改组国民党。第一步派遣以蒋中正为团长，包括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事宜。8月16日，代表团由广州出发。
代表团到达苏联，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使团长蒋中正感受颇多。他对于苏军中的指挥官与党代表分工负责甚为赞赏，认为可以大大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同时对于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也非常感兴趣。然而与苏联外交部关于外蒙问题的会谈，使他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也看穿了苏方自私的一面。他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建军的经验，政党的严密组织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这些很适用于中国现状，但是蒋氏非常排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以民族主义眼光看待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对兄弟党的态度，不能不使他对两国、两党未来的关系疑虑重重。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以至于随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影响的加大，权力加重，蒋中正终于同共产党决裂，并进行残酷的“清党”。
国民党内怀疑的是一派，除蒋中正外，还有戴季陶。
支持的以廖仲恺为首，积极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活动，工作夜以继日，不辞辛苦。
一大批国民党老党员是坚决反对“改组”以及“熔共”。他们向孙中山联名上书，“弹劾”共产党，“共产党有利用我党之阴谋，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等等。
孙中山十分气愤的对他们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你们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
为了支持孙中山的改组，10月，苏联派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将其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协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5日，举行了中国革命的改组特别会议，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孙科、陈树人、吴铁城、谭平山（共产党员）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革命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全面筹备工作。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中国国民党章程。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除了国民党代表外，李大钊、******、张国焘、李立三、林伯渠等26名共产党员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工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
孙中山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倾注了全部心力，大会期间他作过八次重要讲话。大会于30日闭幕，除中央和地方党务报告外，通过了13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议决案共有五项：（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二）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三）中国国民党章程案：（四)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案；（五）选举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案。
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被孙中山称为“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国民党“一大”宣言，据周恩来的回忆，“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张国焘的回忆基本相同。他说：鲍罗廷当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忙于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同鲍氏住在一起，任鲍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草案，就是由鲍罗廷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也就是说，这个宣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宣言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才完成的。
《宣言》的起草也经历了一个激烈的争论过程。汪精卫不满意初稿中突出工农将成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要求用“群众”、“人民”等概念代表，对初稿中强调工农利益的政策，汪精卫也提出异议，认为改革工农生活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事。鲍罗廷则认为宣言必须体现国民党对工农利益的关心，改变轻视工农的陈腐观点和政策，并对汪精卫不懂得新生国内民主力量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将“耕地农有”的口号列入宣言草案。
共产党代表根据中央指示，为保证一大朝革命方向发展而每日磋商，海外华侨代表则“每晚聚集在一起”，他们反对在宣言中过分“刺激”帝国主义，也不赞成分给农民土地的“****”政策，他们经常见孙中山，要求用“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孙中山也曾一度发生动摇，企图撤回宣言草案，改为“建国大纲”以便大会通过，1月23日午后，他特地约见了鲍罗廷，征求意见，经过了鲍罗廷对他的长时间说服后，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在下午的会议上，当他将宣言付诸表决时，居然整个会场“欢呼若狂”，一个有历史性的政治文件顺利通过了。
“一大”《宣言》通过以后，孙中山很快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公布《建国大纲》。这说明《三民主义》演讲、《建国大纲》更准确地代表了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一大”《宣言》则是国共两党以及各派政治家论争及妥协的产物。把“一大”《宣言》视为百分之百地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必须将他同时期在同类问题上所发表的思想观点与《宣言》进行认真比较，才能真切地了解孙中山，而不致曲解孙中山，以至把他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
1月28日的会议上，国民党人方佑麟提出，要在党章中更改，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就是针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张继也在会上大闹，结果被孙中山软禁了一个晚上，并且要开除他的党籍，孙中山最后在闭幕词里说：以前奋斗不充分，才把全党拿来改组，而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而从此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以勇往直前，有胜无败。”
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苏俄政府“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要纳田税，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根结底是要耕者有其田”。
实行“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对民生主义的思考。但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尝试，仍将“耕者有其田”的规划看成是将来努力的方向。
但是孙中山扶助农工，支持工农运动的思想主张，对国共合作初期的反列强反军阀亦即反帝反封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来被定义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这并不是这一时期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他生前也没有讲过“三大政策”的话，这一概念是他去世后人们根据他为了实现新三民主义而确定的革命方略而概括出来的。
在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中，孙中山拿掉了不赞成改组的孙科，决定让给一些“老同志”，当时冯自由不支持改组，还到北京告密，说孙中山拿了苏联的25万卢布，脱离革命党已经16年的章太炎在上海组织了一批老国民党员，讨论“挽救之策”，专门针对孙中山。可是孙中山都没有让步，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广东的工人、农民、妇女等方面的工作都发展起来，广州当时被称为“东方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