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湘西镇守使
冯玉祥驻军常德达两年多时间，这一时期对他本人及其部队在今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湘西的地盘虽小，但毕竟是一块儿自己能做主的小天地，冯玉祥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和相对独立的地盘着手整顿部队，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大练兵，使团体更加巩固，战斗力也日趋增强，为将来中原逐鹿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在常德练就的一万精兵就是未来数十万西北军坚韧强劲的骨架。
同时作为一方小诸侯，冯玉祥也进行了政治、外交及地方行政方面的尝试，他能够逐渐的名声鹊起，也是自此开始的。
第十六混成旅进入常德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外交方面的。冯玉祥见许多商家门前都挂着日本国旗，非常吃惊，心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租界，怎会有这事？一打听，才知道常德是南北军交战拉锯之地，任何一方战败，溃兵便大肆抢掠一番，商家不堪其苦，才想出这样一个下策。他便召集商家，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并保证自己的部队绝不会扰民，当晚市面上的日本旗就没有了。
有一天，几个日本水兵下舰进城，城门守卫要检查，日兵不从，还打了守卫一耳光。冯军士兵素受爱国教育，哪能咽下这口气，刺刀见红，捅伤了三个日兵，被抬回舰去。不多时，日舰舰长和当地日本居民会会长找上门来，提出先把行凶的士兵抓起来再说谈判。冯玉祥问：“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日舰长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说：“按照日本海陆军刑法。”冯玉祥当下动怒，脱下一只鞋站起来，便欲抽那舰长的嘴巴。日本会长见苗头不对，忙问怎么回事？冯玉祥说：“用你们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教训教训他。”日本人当下威胁说要打电报报告天皇，还要直接找段总理交涉。冯玉祥说：“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结果是以双方互相慰问伤者了事。这是冯玉祥一生中强硬外交手段的初试牛刀。
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爱国，在5月7****定的“国耻纪念日”这天，他把全旅九千多人集合在常德府西门外大校场阅兵，并请当地的学生、商界人士来参观。阅兵后进行演习，然后把商人、学生、部队召集起来讲话。先讲了5月7日是什么日子，接着带领全场唱“国耻歌”，开头两句是“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下面的意思是反对卖国贼，反对日本。唱完之后，他又说：“我们中国人应该自强，首先我们自己应该自强。不自强的话，要永远受人欺侮，有亡国的危险。西方人说我们如同一盘散沙，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要联合起来，要好好联合起来，谁家欺侮我们，就打谁。我们不欺侮别人，但是谁要欺侮我们也不行，要想不受欺侮，就要好好联合起来，大家振奋。当兵的首要一个任务就是爱国、救国，学生要爱国救国，商人也要爱国救国，但是我们商人中也不完全是爱国救国的，也有奸商。”说到这里，他下令把没收来的大烟土，统统堆在操场，像一座小山一样，一把火点着了。他指着燃烧的鸦片说：“这个东西就是亡我们国家、亡我们民族的一个毒物，这是从外国来的洋烟，灭亡我们的。”
常德一地，民风不正，冯玉祥一到任，就兴利除弊，禁烟、禁赌、禁娼，提倡放足、整顿教育、兴办实业、改善交通等，取得不小的政绩。他委任薛笃弼代理常德县知事一职，因为他认为薛为人慎重负责，有头脑，识大体，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他们商量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当时四川、云南每年运到常德的鸦片有数百万两，冯、薛派员严查，几天之内没收烟土三十多万两，那天当众焚烧，人心大快。后又成立了一个戒烟所，请有医生，备有伙食，派专人监管，强迫或自愿戒毒者有四百多人。冯玉祥还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戒了毒的人去工厂学习技艺，一定要到他们技术熟练到能养活自己了才放出去，免得他们无一技之长流落社会为非作歹。
冯玉祥常和地方的父老交谈，询问他们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是什么，最需要他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听说河决堤、石桥塌，出行难，多年修不起来，就组织部队在石匠的指导下，加固修缮，并把主要街道翻修一新。他还注意到老百姓吃的江水非常肮脏，也设法解决，当地人民感恩不尽。很多年后他再到常德，当年的设施，江边还留有旧迹。
这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托人来向冯玉祥提亲，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冯玉祥的大儿子冯洪国，一向不愿趋炎附势的他回了一封信，其中说：“虎女岂配犬子”，拒绝了。张敬尧虽被奚落，却也无可奈何。洪国到军中来，当兵的见了叫他“少爷”，冯玉祥知道了就把有关人员叫了去告诉说，以后不许叫“少爷”，就喊他的乳名“生儿”。
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冯玉祥未尝一日懈怠。为了使部队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这一时期的练兵，冯玉祥的自传写得非常详细：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的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既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吗？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练兵的同时冯玉祥一面招募士兵、补足缺额、网罗干部，一面将陆建章安插在第十六混成旅中的陆续排挤出部队。当时冯部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及骑兵、工兵各一营。以李鸣钟为步兵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张树声为第三团团长，张维玺为第四团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刘郁芬为参谋长，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军官均为冯玉祥亲信，这是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的开始。
（七）、基督将军
冯玉祥曾经有一个“基督将军”的绰号，而且世界知名。
冯玉祥对基督的信仰，还要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在北京任禁卫军团长时说起。那时他曾经在崇文门教堂听美国青年协会的穆德博士讲道，对其所阐述的博爱利他的道理，留有深刻印象。从此便常到教会听道，研究圣经，对基督教兴味，日深一日。据其自述云：“当时社会腐败，无异前清。每一念及，辄为心痛。然于军务余暇，时赴崇文门内美以美会听讲，习闻耶稣博爱救人之旨，与军人献身救国之义一一脗合。又见会中教友，皆不准妇女缠足，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饮酒嫖赌，而其它男女孩童，又无不读书识字。种种善举，私心慨慕。窃念吾国人民，果能如此，实足以改良社会，富强国家。而以之约束军心，使不至牵于外物，泛滥无归，尢于驭兵之道别开法门。昔曾文正尝言‘取人之长，以济己短’。吾于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荣也。”
这时，他加入“查经班”，常到刘芳牧师家里研究圣经。接着就在美以美会由刘牧师为其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然而他之认眞研究圣经及努力传播基督教于军中，乃在常德驻防时期，这也是他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他前在北京听道时已感觉“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见《我的生活》）研究圣经又有心得，深信耶稣所教爱人如己，舍己救人，与儒家己饥己溺之仁道符合无间。而且对于耶稣教人勿惧只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者的教义，亦异常感动。乃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効益。”
于是，一个系统的传教计划开始。每逢星期日，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会”向士兵布道，又特设军中“基督教青年会”。凡查经、祈祷、歌颂、讲道、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均极力提倡。部下信教受洗礼者，日多一日，而博爱、牺牲、团结、服务种种宗教精神与效力，亦渐普遍于全军。军中传教士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来自外国者也不少。外人来后，必然报告于本国，也有撰文著书为其宣扬者，因为他们觉得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国之创举与新希望。一时间“基督将军”（ChristianGeneral）之号突然腾播世界，而“模范军队”之名誉也随之而鹊起。同时，本国基督徒如余日章（青年协会总干事）、聂其杰（云台，实业家）、徐谦（季龙）、王正廷（儒堂）等均来军中讲道，与冯氏订交。徐、王二人为国民党巨子，后来成为冯氏与孙中山先生发生联系之媒介。
据后来的统计，1919年冯部受洗礼的官兵达2000人，到1920年夏天可能又翻了一番。1924年，冯玉祥所率领的3万余人中，士兵领洗者半数以上，军官领洗者达十之八九。单是这年2月，冯部张之江旅一次就有千余名受洗。3月，有5000名官兵在南苑受洗。冯的许多高级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都是基督徒。其中尤以张之江最为笃信，虔诚。
在常德期间，冯玉祥和“根本论会”的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交往很密。罗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给冯玉祥的妻子刘夫人兄弟治疯病，不幸疯人竟开枪将罗打死。冯玉祥非常难过，感到无以面对罗的妻子。罗妻非但不怪罪疯人，反倒用圣经上的话说：“求主饶恕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知道。”冯更受感动，对罗感恩总是念念不忘。日后每提起这事，还很激动，甚至把罗感恩比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冯总觉对不起罗的家属，便给在美国的罗的儿子汇去8000元补助学费。罗子却将原款璧还。冯便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可容500人的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用木料建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动。礼拜堂落成之日，还举行了开幕礼拜，许多教会中人赶来向冯玉祥祝贺，如汉口的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作了讲话。以后冯的军队移在哪儿，就把这活动礼拜堂搬到哪儿。凡军中讲话，讲课，开会，作礼拜，均使用之。礼拜堂落成后，军中官兵多有听讲道要求受洗入教的。
如果深入的研究，不难发现，其实冯玉祥对于基督教不单纯是一种信仰的问题。他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它来“改良社会、富强国家”。此外，他看到基督教具有“驭兵之道”的价值，这也是他热心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原因。
冯玉祥的救国思想是与个人权势扩张的企图联结在一起的。他明白，要达此目的，必须造就一支对其忠诚、善战的队伍。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同时，冯玉祥认识到基督教义“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材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规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用基督教义作为精神训练的工具，一个明显好处是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在对他绝对效忠基础上巩固的团结。
冯玉祥的部队同旧中国所有军队一样都以农民为主体。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的自由散漫不利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实体；而另一方面，农民的封建依附意识又有助于建立起对军事首领的效忠，对基督教的同一信仰如同一条精神纽带可起到很好的“约束军心”、团结一体的效用。由于冯玉祥的职位高和皈依基督教时间较长，这就赋予他对下属的双重权威：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权威和基督教中类似教主对信徒的权威。使官兵对冯玉祥的敬畏、忠诚的依附关系维系得更紧。冯玉祥清楚地知道控制部队的关键是军官的忠诚，因而他更关注改变军官的信仰。他曾对在军中布道的外国传教士说:“记住!你的工作重点不应放在改变士兵的信仰上，而应尽力首先使所有官佐都具有上帝精神，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影响士兵。”
冯玉祥显然也认识到基督教义有助于其官兵养成一种良好的精神风貌。长期在旧军队中生活的冯对官兵们平时吃喝嫖赌、欺压百姓，战时则一盘散沙、只顾活命的恶习非常熟知。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正人心”，而“除了耶酥谁能正人心呢?”
他十分欣赏《圣经》中“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
怕他”。他解释，所谓灵魂，就是精神，“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住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对官兵树立不怕死、勇敢作战的信念也有所助益。这是他鼓励士兵加入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督教要求教徒严守戒律，保有高尚理想、自尊的教规有助于维护军纪。因为官兵一旦皈依基督教，其他军队常有的欺压百姓、狂嫖滥赌等现象，就不仅为军纪所不准，而且也为教规所禁止。在一段时期内，冯部几乎无抽大烟者，得花柳病的比率为全国最低。这种较好精神风貌的培育确与基督教有关。
冯玉祥曾把其官兵的精神归结为以下几条：不饮酒;不吸烟;不赌博;衣服自己缝补洗;剪发自己剪;官兵不异食:官兵与官兵结婚(原文如此);官长太太有培德学校;目兵所会者官须先会;官兵有过则罚打撤差而不使之去，乃欲其反心从善也。他很自信地认为，这些精神是其部队独有的，“他军若效法而无基督精神者必变”。冯玉祥还认识到了基督教对其训练部队的其他功用，比如：利用基督教徒都能读书的实例，督促官兵学文化，利用一些宗教歌曲来激励军心。一位外国人就曾看到冯玉祥的官兵在齐声高唱《前进，基督士兵》等宗教歌曲。基督教会也曾推荐一些教徒投到他的队伍中来。。
基督教义为冯部带来了新面貌，赢得了各方赞誉。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冯以基督教治军的兴趣。冯赢得的不仅是一个“基督将军”的桂冠，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个人势力的扩张，他在北洋军阀系统中的发迹几乎与信仰基督教同时起步。常德时期，是他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也是其军队在质上发展的鼎盛时期。”
有人在评价冯玉祥对基督教的态度时，认为他不是一个迷信超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斤斤于形而上学而偏信神学教条的基督徒。这一评价与冯的自我认识大体符合。他自述道:“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在解释何为上帝时他指出:“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有人认为冯所指的科学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冯当时还达不到这么高的认识水平。他所理解的科学是基督教义及其教徒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博爱、牺牲、舍己济人等道德情操和不缠足、不抽大烟、有文化、有事业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救国救民和训练军队的价值，认为应当效法。
在冯看来，中国人信基督教有三种:其一是“吃教派”;其二是“恃教派”;第三种则选择基督教中可以协助中国人改良的部分，叫作“用教派”。他以“用教派”自居。他并未把上帝完全看成彼岸世界之物，没有把信仰基督教当作道德复归、灵魂得救的媒介，“天堂非我所愿，能救国救民，而入地狱亦弗惜”。他用基督教解决现实问题的倾向是明显的，为有用则近、无用则远的实用主义信仰态度。难怪长期与冯玉祥交往的毛以亨指出，冯皈依基督教十余载后，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决定了基督教只能是冯一段时期的精神寄托，必将随其思想发展而逐渐变化。
当中国先进人物寻求真理的步伐已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冯玉祥还在以基督教作救国良方，他实在算不上思想的先进者。然而，冯又是位不断追求进步的人。他逐渐接触到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并最终成为三民主义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