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沙事变（即湘省鲁涤平事件）
文的不行，咱就来武的。编遣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蒋介石开始了武力统一的历程。这第一刀的对象就是与之有新仇旧恨的桂系。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就是由于桂系逼迫。复职以后，因为主要敌人是北方的奉系，只好暂时隐忍。在第二次北伐过程中，桂系又乘机大肆扩充实力。在北方，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及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的身份统帅着唐生智旧部第八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和魏益三第三十军等部十余万人；在两湖方面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身份统辖夏威第七军、陶钧第十八军、胡宗铎第十九军、鲁涤平第二军、何健第三十五军等部。黄绍竑则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的身份坐镇老巢。同时，拥有十万大军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虽非桂系成员，但与其关系密切。桂系势力由华南、华中、华北贯穿全国，是为其鼎盛时期。而且其势力范围对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东南各省正形成战略包围，蒋介石岂能睡得好觉？
但是桂系势力表面上的强大却掩盖不住存在的弱点。
第一，内部不巩固。桂系的力量中有近一半是原来唐生智的地盘和部队，主力为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何健三十五军，廖磊三十六军，以李品仙为总指挥，原编制基本未动，唐生智对其仍有巨大影响。何健部留守湖南，其余各部都随白崇禧到了北方。编遣会议后，第十二军改编为五十二师调回武汉；第八军改编为五十一师，驻唐山；三十六军改编为五十三师驻开平、古冶。湘系的鲁涤平担任了湖南省主席，与桂系貌合神离。
第二，战略布局的不利。桂系势力呈一字长蛇之势贯穿南北，然而如果一旦有事，首尾不能兼顾，犯了兵家大忌。白崇禧对此甚为顾虑。冀东战役不久，他即电请蒋介石班师回汉，蒋介石当然不准了；又请屯兵新疆，还是不准。为改变孤悬北方的被动局面，1928年底，白崇禧与悄悄北来的胡宗铎、何健在北平密商，要他们尽快筹足30万元巨款，给李品仙、廖磊作为开拔费，将部队拉回南方。
第三，被桂系视为盟友的广东只有李济深对李、白、黄较为支持，其他实力派如陈铭枢、陈济棠等对其并无好感。
对于这些蒋介石早就了然于胸，并在北伐一结束就开始谋求应对。1928年8月，蒋介石在上海找到唐生智的旧部刘兴。刘兴是原来三十六军军长，被白崇禧赶走，以廖磊代之。蒋要刘兴到北方活动，将部队夺回来，所需经费由蒋提供。第二步，为了分化两广的关系，蒋介石于同年11月21日撤销了李济深兼任的广东省主席一职，以素以亲蒋的陈铭枢出任。为了分化两湖地区，蒋介石利用谭延闿的关系拉拢鲁涤平，准备从内部将其搞垮。
桂系方面对蒋介石始终高度警惕。为了首先控制两广的北大门——湖南，李宗仁任命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担任湖南清乡会办，架空省主席兼清乡督办鲁涤平。鲁涤平好不容易拥有了一省地盘，当然是不甘心了，也采取了应对之策。1928年11月20日，为了消灭日益强大的工农红军，国民政府设立了湘赣会剿指挥部，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健为副总指挥。鲁涤平看准了时机，提请国民政府以何健代理总指挥，率领军队到江西与红军作战，目的是将何健挤出湖南。同时将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撤销，改组为省政府军务科，逼迫何健不得不走。当时蒋桂还未破脸，为了顾全大局，白崇禧让何健暂时隐忍，就任代总指挥。这样，何健与鲁涤平的矛盾激化起来。
湖北方面，李宗仁为了顺应“鄂人治鄂”的呼声，任命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湖北省清乡督办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八军军长陶钧为湖北清乡会办兼武汉卫戍副司令，两人都是湖北人，把持了湖北的军政大权。可是想不到两个人为争权夺利竟大闹意见，而且对于驻湖北的夏威第七军的供应也很敷衍，引起夏威及属下的不满。于是桂系内部产生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满情绪。尤其是第七军的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多次向夏威诉苦，要找胡、陶算账。夏威对此甚为默然。1928年底，夏威解除了李明瑞部两个团长的职务，于是李明瑞对他也很不满。
蒋介石得知第七军内部的矛盾，立即派高参周伯甘秘密到汉口策动李明瑞。周、李是滇军韶关讲武堂的同学，私交很好，周告诉李，蒋桂冲突在所难免，希望李能阵前倒戈，拥蒋反桂。李明瑞觉得此事重大，应该同他的表哥俞作柏商议后才作答复。俞作柏是广西北流人，桂系起家的早期将领。他的思想左倾，与大多数桂系将领关系不甚融洽。北伐时，他兼任第七军第一旅旅长、南宁军校校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由于无法兼顾，乃将第一旅旅长职务让给了其表弟李明瑞。蒋介石清党后，俞作柏不同意桂系头目们站到蒋介石一方，愤而辞职，隐居香港。
周伯甘回报蒋介石，认为此事非俞作柏出头不可，于是通过各种关系将俞请到南京。李宗仁也得到俞作柏离开香港北上的消息，却不以为意，觉得俞是反蒋的人，总不至于反叛桂系。俞作柏在南京见到蒋介石，得到一笔巨款，然后到汉口密会李明瑞，并同杨腾辉、梁重熙、庞汉祯等第七军干部联系，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行动。这是蒋介石瓦解桂系最致命的一招。其实俞作柏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甘心为蒋介石利用。他对桂系李白黄恨之入骨，目的是以蒋制桂，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此事将在后章详述。
武汉策反成功，蒋介石在军事上有了必胜的把握，于是对桂系进一步逼迫，制造事端，从各方面对桂系进行打压。
1929年2月中旬，驻长沙的第十九师（第三十五军改编）师长何健秘密来到汉口，他报告说蒋介石通过江西陆路运送大批武器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补充给他的十八师，并且积极备战，意图截断湖北与广西方面的陆路通道。当时李宗仁常住南京参加编遣会议，而白崇禧远戍冀东，都不在武汉，凡事都由胡宗铎、陶钧、夏威当家。这几个人往小了说是年轻气盛，少不更事，往大了说就是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尤其是胡宗铎，当时就火冒三丈。认为与其让蒋介石先动手，不如先发制人，掌握先手。岂不知正好掉进蒋介石的口袋。
2月20日，他们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的职务，以何健继任。同时派出夏威第十五师（第七军改编）、叶琪第五十二师（第十二军及第十七军一部改编）南下入湘，解决鲁涤平部。鲁涤平遭到突然袭击，仓皇撤离长沙，率十八师退入江西，第五十师谭道源据守湘西，与叶琪部一度发生冲突。桂系顺利控制了湖南。
南京的李宗仁接到武汉方面的报告，大惊失色。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他于2月21日秘密逃至上海。
李宗仁对胡、陶的孟浪兴为很气愤，但是作为桂系的首脑，他也脱不了干系。于是首先对“长沙事变”进行辩解，向国民政府呈文，指责鲁涤平剿共不力，把持税收，违抗命令。对于武汉政治分会的行为“出于万不得已，然不及候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未免迹近操切”。最后呈请国民政府迅速追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并自请处分。李宗仁知道蒋介石一定会在此事上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自己一方的战争准备还没有做好，一定要想办法将此事大化小，小化无。李宗仁指示长沙方面不遗余力的抨击鲁涤平，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同时李宗仁在上海发表正式谈话，大讲自己拥蒋的历史，向蒋介石传递桂系依然忠于蒋介石，服从中央；还有一招，就是李白黄一致敦请李济深出面调停，息事宁人；最后在军事上也做好谈不拢就打的准备。2月27日，胡宗铎、陶钧、何健、叶琪四十长在长沙开会，讨论军队部署的问题。会后，胡宗铎第十六师集中武穴、黄梅、广济；陶钧第十七师集中罗田、麻城、黄安；程汝怀五十五师、张义纯五十六师集中武汉；夏威第十五师集中蒲圻、羊楼司、岳州；叶琪第五十二师集中益阳、宁乡；何健第十九师集中萍乡、醴陵；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集中长沙。准备迎击中央军的武力进攻。
武汉政治分会的行为违反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以政治分会的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区域内人员”的决议，又违反了编遣会议关于“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蒋介石如果此时兴兵讨桂，真正是师出有名。但蒋介石网张得很大，打算在粤、汉、津三方面一起动手，一举将桂系打垮，翻身不得。所以，在没有完全布置好之前并不想轻举妄动。
2月26日，鲁涤平来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等人，汇报长沙事变的经过。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于湘省事件作出两项决议：一，对武汉政治分会的非法行动，派出监察院长蔡元培、国府委员李宗仁、编遣委员会总务处主任李济深、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进行调查；二，以何健暂时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一招对桂系来说也很致命，可谓釜底抽薪。何健为人表面深沉，颇有心计。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果然此令颁布不久何即暗中派人对蒋表示感激，有归顺之意。
李济深本来打算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到上海时，正赶上长沙事变已经发生，李济深便发电责备胡、陶，并建议李宗仁自请处分。为了安全起见，李济深迁到法租界“融园”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会商善后办法。就在这时，蔡元培在吴稚晖陪同下，来上海拜访他们，蔡表示是受中央委托调查鲁案，问李宗仁对此有何意见。李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谓这样便有转圜余地，吴稚晖当时提出邀李济深一同入京调停。李宗仁对李济深此时入京是否便当，表示怀疑。但吴稚晖拍着胸脯说：“任潮先生的安全问题，我敢以人格担保。”这样，李济深遂随蔡、吴到南京去了。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作出了下列的决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等报告，奉令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湘省府一案，遵即详查。认为该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与闻，所请处分，自可无庸置议。又查当日该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应予以处分等情。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3月14日，三人向中央发电，表示接受免职处分。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此事似已完全解决，然而实际并不如此，闹剧还在继续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