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有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错误，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的指示，但中国共产党人的揭竿而起，总与这句名言有关。周恩来首先走向暴动的舞台。
蒋介石何以坚持定都南昌？
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到达南昌之时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黄埔建校以来从未显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
还有权势的炙手可热。
还有看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渴望。
喜欢归纳历史的美国人（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尼克松深深记得第一次与蒋介石交谈时的印象：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地说声“好、好”，使人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于评论的苏联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往中国的代表CA达林）列出了这一时期的时间表：
1926年12月8日，牯岭（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蒋介石是一副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月10日夜，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这里了。
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坐了一下，就起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12月10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到十万游行群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12月15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
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顽固地坚持定都南昌呢？
1925年，孙中山死了。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三民主义”，一个早已沉溺于中国的权力角逐的接班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1924年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使他头上多了一顶导师的桂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凭借随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俱来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像孙中山用身体力行和政治鼓动赢得别人的忠诚和尊敬，而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看不见的未来笼络人心。他消瘦，能言善辩而不带夸张，机警的黑眼珠转来转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
孙中山死后，无人再来约束国民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冲突完全公开化。蒋介石是右翼领袖。国民党在举国沸腾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1925年７月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国民政府（广东国民政府）。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的角逐这时尚未明朗。蒋介石担任了军队的总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辞一样漂亮的汪精卫担任政治上的党主席，他们以脆弱的合伙关系分享党内领导权。1926年3月，蒋介石试探性地向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阴谋袭击，挑起了“中山舰事件”。因时机尚不成熟，清洗共产党的初衷并未得逞。一石三鸟，没有打走共产党，却撵走了国民党中的一老一少：胡汉民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劳动者要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的墙上有三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1842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1900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
1926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十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
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控制了四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斗争。
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汉。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蒋介石声名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
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法宝：在敌视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２０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近前线。
可是早在10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12月3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分太明显了，第一批委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他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1926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年1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谭延、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铿的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他说，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经在蔓延。陈公博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10月政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说的全是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对广州通过的10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辞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
谭延起先懒洋洋地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针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
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
号外：中国苦力竟一夜间收回了英租界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的炽热气氛。
这里的民众还沉浸在北伐胜利和政府迁都武汉的喜悦之中。各机关团体学校除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之外，省市党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宣传队，都深入下层作政治宣传。凡属交通要道行人稠密的地段，都有人在讲演。从一码头江汉关怡和园一直到后城马路，这一条线是英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华洋杂处、行人众多之地。宣传队就选择了这一条线作为宣传讲演的重点。在元旦和2日虽然中英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因为几个印度巡捕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由他们居中斡旋，双方平安无事。到了第三日，英国新调来几只兵舰停泊在英租界江面，英国水兵全副武装登陆，在英租界各交通路口驻卫，在江汉关一带尤多。他们安置巨大木桩，拉起电网，设置机关枪哨位，枪口正对着华界及宣传站，如临大敌。行人为之侧目，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工人更是愤慨。
下午3时许，宣传队开始讲演，虽然秩序很好，但听众越聚越多，交通上已成阻塞状态。英国水兵蜂拥上前，实行驱逐，但群众不为所动，英兵复以冲锋姿态，用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场杀死海员工会会员一人；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部被刺刀刺穿，大肠流出，危在旦夕；黄包车工会会员方汉山腰部被刺刀刺入甚深；其余市民被打伤杀伤者共有三十余人。群众见状无比愤激，一时喊杀喊打喊拼人声震天，几十个英国水兵陷入十几万民众的包围之中，一筹莫展。群众越过铁丝网，占领机关枪阵地，掉转枪口，准备向英兵及武装巡捕射击。因为这些人从未摸过机枪，不然英国军警的死伤就很难估计了。经过这一场恶斗，英国水兵四散奔逃，有的丢了枪，有的缴了枪，有的逃上了兵舰，有的逃进了工部局。正在这难分难解之时，武汉卫戍区派来了一营兵力，进行弹压，国民政府的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同时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革命民众与革命政府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民愤稍平，才把一场紧张局面暂时平定下来。
当晚各人民团体都召集了紧急会议，商议进一步的斗争办法。汉口市党部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联席大会，作了九项决议，请国民政府对英国领事馆提出八个条件，限领事于72小时内答复。委员们立刻将这些条件，先口头向政府陈述。
此时国民政府并未完全迁到武汉，还有一部分要员仍在蒋介石“照看”下的南昌。于是汉口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很快对英水兵行凶之事发布了紧急公告。
到4日下午7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到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的态度与办法，对农工商学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已决定全部接受，且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故此次对英之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国民政府外交部已于3日晚向英国领事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即撤退英租界之水兵及义勇队。至4日晨英国领事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租界。武汉卫戍司令部弹压事变的部队，当晚即进驻英租界，驻扎在巡捕房后堆楼内，次晨复增派兵力一个连，由营长一人、党代表一人统率，在巡捕房办公。一切军事与行政事务由党代表秉承外交部办理，混乱的局势暂时被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