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最初是采取居高临下的强硬政策。自1日斗下来，在中国民众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变为退让的态度。但是他们不相信联席会议的决议会成为现实：在九项对国民政府的要求中，有几条是让英国人毛骨悚然的，譬如立即收回英国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船在中国内地之航行；撤销英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领事正在他的雪茄烟味中打着算盘：
第一，估计国民政府还没有收回租界的准备，汉口又不是就一个英国租界。中国民众虽然有此呼声，政府不可能完全接受。在讲价与还价之间，英国方面可以先将这个乱局面踢给国民政府。搞好了，还可以根据条约交涉，将来还可以同其他国家一样保留租界；退一步说，就是搞坏了，难道不可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联合华盛顿会议成员国，再搞一套类似鸦片战争式的入侵中国的新计划？
第二，英租界的侨民和商务管理繁重，毫无对外经验的国民政府派出的人员能管理得好？谁能保证不再度发生纠纷？他们甚至期待中国人民再以义和团的老办法来对待英国人，以便惹起事端，而使诸列强采取共同行动，重新夺回长江流域的自由权。
第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有内在的矛盾，蒋介石在与各帝国打交道时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频送秋波，到了最后关头，可以避开武汉政府，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交涉，至少还可以保持在中英条约上的既得利益……
然而英国领事的三种估计都落了空，还没等他们联系上蒋介石，英租界已被汉口政府收回。
1月3日，整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庆祝游行队伍，武汉全城真的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了。到12点时，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中国地界上。大家的注意目标是江岸的江汉关大楼，因为晚上要在那里放焰火。到了晚上，欢呼的人群被通明的江面映得清清楚楚，已经有许多张灯结彩的帆船在江面上燃放起鞭炮……
国民政府决定派一营纪律严明的中国军队到租界周围维护秩序。外交部长陈友仁同英国人谈判后达成了从租界撤走英国水兵的协议。陈友仁算得上是国民党内声名卓着的智囊人物了。他身材矮小，机敏果断，出生于西印度群岛，自幼受的西方教育。他总是戴着金边眼镜，穿白皮鞋，不会写中国字，也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但谁都知道他能说一口辞藻华丽的英语。起初英国人拒绝撤走水兵，后来陈友仁声称，如果那样他就不能担保民众不自行冲入租界，英国人这才答应撤走水兵而让中国军队警戒中英接壤地带。
这一下，在租界街道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只是在窗户口才有一些欧洲人带着吃惊的面孔探出头来。
“一三”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一部开入汉口英租界。
到了12点时，中英接壤处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下午3点，他们推开守卫在租界入口处的中国士兵，自行拆除所有电网，搬走沙包。一堆堆拆下的废弃物和沙包狼藉满地。在中国当局坚持下，英国义勇队不得不解除武装，义勇队司令部的一切财物以及凡是能搜到的武器，均在中国军队监视下装上轮船。民众捣毁了义勇队司令部。
中国民众在租界的出现，重又招来了英国水兵的登陆。数百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登上江岸，处于戒备状态。
这时，民众继续拥来，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英国当局要求中国公安局长通知中国军队驱散游行队伍。公安局长没有同意，理由是恐怕激怒民众。
晚上，共产党所组织的游行队伍举着火把走来了。英国义勇队准备对游行者开火，由于中国公安局长的干涉，才防止了一场冲突。
深夜12点左右，中国民众开始在江岸散开。但是，英租界仍旧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持枪备棍的工人纠察队在各条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围着租界江岸的铁链被砸碎后胡乱堆放在电线杆边上。欧战纪念碑被拆除了。英租界工部局的上空升起了国民党的旗帜。英国领事馆附近也飘起了国民党的旗帜。除了领事馆房顶上那面旗以外，英国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各界民众联席会议的决议仅限于提出“抗议”和“要求”，尽管中国当局竭力约束民众，但是到了深夜，局势已经明朗化：民众拆除电网沙包，砸碎江岸铁链，占领了租界。守卫租界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纠察队——民众权力的象征。
5日，在英租界前和一条马路上，一群中国苦力袭击了一个德国人，因为他们把他当成了英国人。这个德国人被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身上带有１１处刀伤。
约中午12时，一个苏联同志带着中国翻译在英租界马路上走，当走近欧战纪念碑时，突然一群苦力把他们团团围住，比比划划地谈笑开来。苏联同志通过翻译问他们为什么笑，苦力回答说：“因为你是俄国人。”“你们怎么知道我是俄国人呢？”
众人笑了起来。“英国人现在不敢上街呀！”——他们指指苏联同志衣襟上的红星，欢呼。鼓掌。
在光天化日之下占领租界，把租界转入中国国民政府权力保护之下，这件事做得如此神速而彻底，以致英国公众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最近还将发生什么……
起初，英国人获得保证说，中国当局负责戒备租界入口，禁止民众冲入租界。但是，后来中国当局无力禁止民众冲租界，民众一拥而上地涌了进去，纠察队跟在民众后面接替巡捕的岗位，事后才去请求英国当局的允许……
以上是当时《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驻汉口记者向伦敦发出的电讯。
长江沿线的中国城镇倍受鼓舞。1月6日，九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后，驻在长江内河的英国水兵自然而然地有些张皇失措。九江突然发生一个英国水兵开枪打伤一个工人，引起了各工厂工人与码头工会及黄包车工人的公愤，群起包围英租界。北伐军驻在九江的部队协助工人活动，声势甚大。
停泊在九江江面上的英国兵船曾鸣炮示威，希图镇压，但是此时全国各地的工人在全国总工会，也就是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已成燎原之势，势不可当；而汉口与九江是一水之地，朝发夕至，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经验，完全被九江的工人接受了。
英国在汉口的交涉中，已经采用了退让政策，在九江事件的交涉中也就照此办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解决了。
此时此刻，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发展到国际政治舞台上来了。国民政府的威信，震动了帝国主义国家长期霸占中国的迷梦。
年轻的中共在成长
南昌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态度已经明确：如果在这次事件的压力之下，如果在显示了工人阶级威力的民众的压力之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被迫采取断然的左倾行动，那么南昌就要组织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完全公开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右翼。
在南昌军事会议上，有人谈到了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问题。
张静江还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直到开枪”去对付过激的革命运动。武汉被描绘成“共产党的巢穴”。
民众对租界的占领，加强了武汉左派的地位。这个消息对驻守南昌各军的影响也很大。朱培德、李宗仁等桂系军阀正在举棋不定，并开始公开讨好武汉。蒋介石也决定到武汉来一次。
租界里的资产阶级盼着蒋介石快快到来。为了便于蒋介石对武汉的政治领袖们施加压力，1月12日法国银行已经正式通知客户，从现在起直到发出特别通知为止，银行不再负责保护行中的存款。银行中的存款由存户自担风险。美国银行也打算发出同样的通知。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作“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四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
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
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对企业家说：“现在企业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很大的危险。希望你们能够向工人解释解释工人应该做些什么，希望你们能成为工人的领导者。同时，政府也一定能找出办法帮助企业家等人，让他们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让他们能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享受幸福。”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300万元“私人借款”。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六年。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五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了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介石算作中派。
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就更是雾里看花了。
一句名言创造了一部历史苏联。
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
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
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入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者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
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
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牵住“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议决议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11月3日占领九江，11月9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喜欢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都亲自指出哪些树应该锯掉。
总书记现在的这种姿态，意味着他要“锯掉”初稿这棵“树”。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诺夫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