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１日下午，朱德接到的任务是宴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最好是想办法一直拖到下半夜，敌军无人指挥，胜利的把握就会更大。
最有效而又不宜为人察觉的办法还是请客吃饭，外带打麻将。
晚饭前，朱德部署好军官教育团的起义准备工作后，便来到城西大士院街口的佳宾楼。他跟这里的老板很熟，包下几桌酒席，伙计便打出斗大的“客满”二字，摒散客于门外，一是给朱德壮声势，二是示其生意兴隆。旧军队的吃风很盛，一般军官都是有请必到，许多抹不开面子的事也是在觥筹交错之间一笑了之；而麻将之风更是盛行，通宵达旦是常事。朱德的帖子送出去不久，天未擦黑，两位主客——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卢泽明和肖曰文，前脚赶后脚，笑呵呵跨进门坎。
卢团长驻守老贡院，肖团长驻大校场营房，就是侯镜如拜会的肖胡子。他们与朱德的关系都不错。汪精卫叛变时，卢泽明曾逮捕了军官教育团的党代表，朱德登门之后，卢即将人放了。朱德返回南昌后，他们还常常来往。在卢泽明和肖胡子等人的心目中，朱德是他们敬重的忠厚长者，又是他们顶头上司朱培德的老友，请客是不能不到的。
朱德虽是少将军衔，待遇是不低的，但生活极为简朴，平时总着一套灰布军装，一双深黄皮鞋，裹一副绑腿，有时还打赤脚穿草鞋。他在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时，上班总夹着个皮包跑路，有车子也很少坐。他的夫人那时和他住在一起，也始终保持乡下人的俭朴习惯，吃和穿都不像一个团长夫人。她就是后来牺牲并为朱德怀念不已的女中豪杰伍若兰。因为天气太热，朱德今天没穿军装，也没带夫人，只是随便穿了一件旧绸衫，来到佳宾楼。
几道菜上齐之后，朱德随便说了几句，意思是天太热，这顿便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纳纳凉，叙叙旧，大家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两位团长是打惯牙祭的人，也是猜拳行令的老手，不一会儿就面红耳热起来。
朱德也有些酒量，不时陪饮几盅。大约闹到９点来钟，朱德觉得这个地方太暴露，也难以维持在明天早晨。他提出让大家转移到不远的大士院３２号打麻将。两个团长无异议，跟着朱德转移“阵地”。
朱德暗中交代警卫员刘刚：要制止一切外来客人进入此地，特别是来找卢、肖二团长的人，你推说他们回去了。如果到后半夜时，你给卢、肖二团长的卫士一点钱，叫他们明天一早来接长官。最好见机移去卢、肖二人的自卫武器，但不能惊动他们。
牌桌一摆开，客人们就深入角色，人们的眼睛只盯着竹牌，不再看钟。麻将牌和大理石桌面相碰，在静夜里，发出牌迷们醉心的清脆声音。军官们摆弄竹战，就跟听到枪响一样过瘾。
牌兴正浓，肖团长手下的一名副官，不知怎么溜了进来，跑得一脸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
这个青年军官刚说话时声音很小，几乎贴在肖团长耳廓，后来一看牌桌四周多数是他的云南老乡，便放大了声音。并找着了最高军衔的朱德，问道：“我也是云南人，也搞不清应不应该对同乡下手，该怎么办？”
一听这话，朱德的心一下沉到脚底。
肖团长惊愕地盯着副官，让他把情况再说仔细一点。
副官又补充说：“二十军的赵福生说，今天晚上有人要搞暴动，缴我们的枪……”
刚才还是喧闹不已的牌局陷入一片死寂。
朱德掉过头来，对客人哈哈一笑说，在这乱糟糟的时候，真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不屑一顾。他洗着麻将，招呼大家：“请接着打牌，飞短流长的话太多，用不着操心。”
卢团长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说：“也许是个谣言，可是我也听说今天晚上要出事，大家都回到岗位上去吧。”
他这一说，其余几个人都站起来，找自己脱下的衣服和枪支。朱德还想挽留：
“大家再坐一下子嘛，我弄清情况再走也不迟。”
客人不依：“谢谢朱团长的盛情，改日再耍，改日再耍。”
到了这一步，朱德也不好强留，以免招惹更多的猜疑，便打着哈哈，开着玩笑在门前送客。等客人刚刚散尽，他马上赶到前委指挥部。
前委指挥部所在的江西大旅社，四周已架起了起义军的火力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四处游弋，警惕地注视着来往行人。夜已深，一楼的喜庆礼堂里，四对高悬屋顶的大红宫灯交相辉映，像是在迎接一个即将诞生的节日。起义军的文职人员正伏在灯下赶制各种宣传品，文告和标语铺了一地。
朱德进来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一张地图，跟身边的人员交谈着。
“恩来，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朱培德手下的人都知道了？”
周恩来告诉朱德：“是的。贺龙来过了，他的一个副营长叛变了，估计敌人已有准备。你来得正好，前委已经决定，将暴动时间往前提两小时。”
朱德看了一下表：“我马上回教育团，把起义的人带出来。”
“你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跟我或者伯承通个气。”
周恩来关照着比自己年长的朱德——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几乎一直这样关照着，也许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周恩来逝世时，朱德格外伤感，以其年迈之躯，颤抖着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走出大旅社时，各街口通衢都安上了起义军的步哨。大家不能叫口令，从电筒上的红十字，彼此都能远远地认出是自己人。有的部队已在发红领巾，让大家把它结在领上，像打西装领结一样。
起义正在一分一秒地接近。
静夜正在凝聚第一声春雷。
响彻历史的一枪
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个人还能入睡——尽管他们不能预料这一天后来竟如此庄严，庄严得会成为几百万军人共有的生日；人们只要一提到“八一”，就是在描述一种力量和牺牲，就是一种对子弟兵的夸赞和眼睛一亮，绝处逢生；他们无从想象这一天竟如此神圣，神圣得全体军人将“八一”两个字绣在红旗上，铸在勋章上，戴在军帽上，担在双肩上……
他们无心想象未来。
未来只是成功者的纪念碑。
他们就知道今夜有行动。
叶挺的指挥部设在松柏巷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里，这时学校已经放假，校内很安静，湖中荷花盛开，清风徐来，幽香扑鼻。但３１日夜里气温灼人，指挥部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今夜的行动。这时周恩来和叶挺走来了，为了指挥方便，周恩来已从朱德的住处搬到这里来住。
到处是准备武器的士兵。周恩来和叶挺边走边问，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还看了看部队的住房。接着叶挺就下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周恩来又做了详细布置：“每人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８点以后，扎在右臂上，在脖子上扎一块红布，凡是有电筒的，都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电筒的玻璃上。”说着，他把自己已经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给大家看，嘱咐着：“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布巾、右臂上扎着白毛巾、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周恩来布置完，叶挺又简短说了几句：“这是和反革命搏斗，打起来以后，不要怕牺牲！”
部队开始按要求做。
夜１２时过后，８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指挥员已将整个战斗计划的一切细节想了又想，实在没有什么可想的，就一遍遍地看表。也怪，表针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得贴着耳朵听，总怀疑它是不是停了。１点来钟，各部队开始行动起来，营房里穿衣服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战士们已经自动将枪拿到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带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听到枪声，驻女子中学的教导大队第三队的官兵们都拿起武器，紧急集合起来，准备战斗。可是，司令部传来命令：“你们现在不参加打，但准备工作照样做，背包不准打开，就地待命！”
听着别处的枪声，这些待命的士兵心里很不是滋味，坐在地上摆弄着枪。越不想听，耳朵却愈加灵敏。四处的枪声炒豆一般欢。
从武汉、九江等地来的人差不多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大家虽然已很疲劳，但都兴奋得不能入睡。等到半夜１点来钟，就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他们都跑到旅社的屋顶上，凭栏四望。只见各处火光点点，枪声阵阵，知道那些地方就是一些国民党军的据点。不久楼下就收到各处的捷报，以及送来的一些缴获武器。
最先打响的是省政府地段。
在省政府，驻有敌人“府卫队”约百余人。负责解决这股敌人的是二十军第一师。
这里离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不远。据参谋长刘伯承的分析，参加南昌暴动的兵力，叶挺的二十四师５５００人和周士弟二十五师的３０００人，共产党员多，作战能力最强；而贺龙的二十军虽有第一师贺锦斋的３０００人，第二师秦光远的２０００人，和直属的２５００人，但共产党员少，作战力较弱，合计兵力约２０５万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再加上农军和零星部队，大致有３万人。周恩来信任的是贺龙，不放心的也是他的部队，所以派刘伯承这个军师一直守在贺龙身边。
贺龙在３０日早上就派人将中华圣公会周围的春元、月宫、今兴等几家旅社租了下来，当天下午一师官兵就住了进去。每个士兵身上都背有一个米袋，与以往的国民党军队不同。
第一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获得了那个叛变的赵副营长的密告，本来打算逃跑，探路的几十个人借口“打野外”，想从后门溜出去。可是一探头，到处是贺龙的人马，再往前走几步，又是“口令口令”地问个不停，一干人只好退回衙门里，硬着头皮作起应战准备。特别在大门口的影壁两边各架起三挺机关枪。
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
机关枪突突突地喷着火舌，硝烟中织成一道火网。
战斗异常激烈。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二百米。贺龙、刘伯承站在石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流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据点攻不下来，贺龙有些着急，他叫来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
贺龙所说的基本连，是指五连和七连，这两个连的战士多是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时的老兵，现在又装备了较好的武器，专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刘伯承拉拉贺龙的衣袖，朝鼓楼顶上指了指。贺龙会意，叫贺师长派机枪手登上去。
贺锦斋和第一团团长刘达五亲自带领队伍，利用周围的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
拿下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其他几处的敌军乱了营，很快被起义军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