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国共往事风云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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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4)

贺龙和刘伯承走到各处视察,起义军有的在抱缴获的枪支,就像抱一堆乱柴火;有的在赶俘虏,让他们集中到院子里。俘虏们坐在一处,耷拉着脑袋,偷眼看看走近的长官。有认识贺龙的,见到他的目光和喷着火星子的烟斗便有几分胆战,急忙别转过去身子。贺锦斋指指一个俘虏的背影,嘀咕几句。贺龙从嘴里拔出烟斗,大吼一声:“赵福生,你给我出列!”

如同一阵闷雷从俘虏头上滚过。几乎所有的人都惊愕地直起脖子,因为不是叫自己,互相望望,又埋下脸。那个背影慢慢站起来,转过脸。他就是叛徒赵福生。

他多次听过贺龙这种吼声,也有过出列站在贺龙面前等待处罚的经历。那几次他都活了下来,靠的就是用带着发颤的声音哀求。今天他又习惯性喊了声“军长”,想将肚里那套早就准备好的“救命话”再说一遍,求个生路。但今天不同,贺龙根本就不容他再说,朝身后的士兵一劈手,粗着喉咙道:“拉出去,枪毙!”

几个士兵上去一别赵福生的胳膊,朝后院推去。

很快传来一声枪响。

贺龙朝别的地方走去,边走边跟刘伯承聊着:“这狗东西,害了我好几条弟兄的性命,不杀岂能解我心头之恨。不过他家里我还是要叫人汇钱去的,怎么说他也是跟着我出来的。”

刘伯承点点头:“乱世用重典,该杀。”

先后打响起义枪声的有南昌城东的新营房、老营房、贡院、大校场;城西的省银行、棕帽巷;城南的天主堂、匡庐中学、前司都;隔着赣江的牛行车站;以及远在马回岭的二十五师驻地。

革命委员会通缉蒋介石、汪精卫到8月1日清晨6时,经刘伯承的大致合算,南昌城内的敌军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虽经一夜的枪炮之声,市民们镇静如常,当天各行业照常开门,各自营业,秩序井然。暴动之夜所留下的,除了四处累累的弹痕外,就是满街满巷多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军人。他们一簇簇地围聚着,亲切地交谈着,有的兴冲冲地奔走着,大声地打着招呼:

“你们也来了?”

“同志,你们打得好啊!”

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了面都像阔别重逢的亲兄弟和老朋友,胜利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眉宇间;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隐忍已久的忧虑、悲愤和恐怖,尽情地向对方倾诉,再也用不着担心有什么危险。现在,这里是工农自己的天下!

报纸也出刊了。报纸上最惹人注意的是叶挺师长给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的电文,说明暴动的意义,并劝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电文上情理尽致,大义凛然,令稍有些正义感的人不能不动心。

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和叶挺走到街上时,认识的人都在欢呼。

可是周恩来脸上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几天不睡觉,他太累了,加之起义后诸事缠身,过重的心理负担和缺少睡眠,使得他消瘦疲倦。他走在胜利之后的大街上,脚步依然很快,似乎让人看到的总是他的侧面。在他那燃烧着永不熄灭火花的双眼里,在他那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一些至理名言的话。

他和叶挺边走边聊。

“没想到暴动这样顺利。”一向精细的周恩来什么事都是多考虑几手,他对一夜到来的胜利不免有些惊讶。

“顺利总比不顺利好。”寡言少语的叶挺直步向前,皮靴蹬得路面格格响。他也没有料到起义这样顺利。他的部队打过太多的恶仗,对这种视若坦途的战斗似有些不过瘾。

周恩来和叶挺要到旧省政府去,在那里要召开起义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会议室设在旧省政府的西花厅里——不知是历史的暗示,还是纯属巧合,这个周恩来主持红色政权第一次会议的地名,竟和他二十年之后主持共和国国务院会议以及办公室、他的家的地名——西花厅一样;从南昌到中南海,有一座历史的桥。

周恩来穿过门廊,走进西花厅。这是个长十几米、宽六七米的长方形会议室,中间置有长约八九米的长方桌,周围有高背木靠椅数十把,在西面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下面布置了主席台,只有讲桌,没有讲台。周恩来看到四处堆放着纸张、报刊和各种宣传品。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七名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谭平山、吴玉章、彭泽民、恽代英、林伯渠、韩麟符、高语罕;还有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顺直代表孟湘鉴、王积衡,福建代表蔡鸿乾,哈尔滨代表穆景周,湖南代表徐特立、邹敬芳、方维夏,山西代表王一德,甘肃代表李森,四川代表刘伯承、李嘉仲,新疆代表张开运,东北代表陈日新,安徽代表朱蕴山、黄灵彪、陈翰章,上海代表丁晓先,绥远代表章觉民,浙江代表王贯三,广东代表彭湃、沈寿桢,广西代表黄日葵、陈居玺,湖北代表李立三,江西代表姜济寰、罗石冰、黄道、李桂生、肖炳章、邓鹤鸣、蒋睦修、饶思诚;海外党部代表:欧支代表熊禹九,日支代表潘先甲,暹罗支代表林报祖、邓有一,古巴支代表董方城等,共四十多人。

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脸上是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他盯着周恩来的移动,好像有话要对他说似的。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消极态度,使得起义的人们不再注意他,而他自己也颇觉尴尬。他由此成为南昌起义中职务最高而又最清闲的人。本来他想返回汉口向中央复命,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行动。他觉得不但谭平山看不起他,连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对他反对暴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而不满。起义胜利了,张国焘自觉自己的“领导威信”受到打击,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外,一切都更加消极。开会的时候便不坐在中央,而把椅子搬到靠墙的地方。

张国焘盯着周恩来看,他心里正在琢磨周恩来这个人。“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得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跟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议论周恩来的一段话。张国焘的结论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张国焘的固执和偏见深深扎根在心里。

他也不喜欢贺龙这个人,得空便往周恩来耳朵里吹风:贺龙是土匪出身嘛,他参加暴动,还不是因为我们对他许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高官?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重用的……

叶挺他也看不上眼:沉默寡言,一脸严肃,这怎么能团结群众呢,又怎么能教育群众呢?

不管张国焘喜不喜欢,周恩来还是安排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的经过。

然后讨论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对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是否入选革命委员会,有两种意见。

李立三仍然坚持暴动前的初议:“张发奎已经明显倒向了汪精卫,汪精卫是我们这次革命的对象,难道我们打倒主子,而又要拯救‘走狗’?我坚决反对吸收张发奎!”

谭平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地位都很特殊:在国民党方面,他被看作是老同盟会员,是与孙中山十分接近的人物;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斯大林推崇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主任头衔很可能落在他的头上,所以出言显得特别宽宏大量:

“我还是那句老话,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嘛。再说,革命委员会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的同志,加上一两个中间分子或者说中间偏右分子,也无碍大局,你们说呢?”

按张国焘当时的处境,本不想发言,一听谭平山的话,又来了精神:“我赞成平山的意见。像张发奎这种人,是推一巴掌就过去,拉一把就过来的人,何不就此拉他过来,以彻底孤立汪精卫、蒋介石,壮大革命阵营。”

周恩来说:“张发奎在军中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今天由叶挺同志发给他的电文,但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革命的诚意。你们看是列入还是不列入?”

因为在座的还有不少国民党成员,周恩来不好将话说得太重,也不好太坚持自己的意见。除了李立三、恽代英等几名共产党员举手表示坚决反对外,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周恩来只好做了个折衷的选择:“那就先列入吧。”

这样,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产生了。他们是: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贺龙、李立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宋庆龄、郭沫若、苏兆征、恽代英、邓演达、彭泽民、张曙时、江浩、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经亨颐、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

七人主席团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和张发奎。

宋庆龄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她在上海,但她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公开表示支持。人们都记得她说过的那句话:“南昌暴动表达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

主席团中七人均称主席,但谭平山的地位特殊。因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加上张发奎不来,郭沫若未到,贺龙带兵,主席团只有谭平山、恽代英二人管事,自然以谭为主了。

8月2日,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许多任命事宜。谭平山担任委员长,吴玉章担任秘书长,参谋团最为壮观,除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外,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皆为委员。军事方面:任命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另外,林伯渠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担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同时免除了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的职务,仍由姜济寰代理主席。

其他事宜,如颁布《联席会议宣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都一一就绪。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命令:通缉蒋介石、汪精卫!

这天下午,在皇殿侧体育场举行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各委员宣誓就职大会。

江西许多报纸报道了当日盛况:计到都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

太阳作证:台下是狂热的人流,台上,各委员接过沉甸甸的大印……

一夜之间,南昌成了红色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