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婚姻而言，周恩来与邓颖超、蒋介石与宋美龄都可以称得上“模范夫妻”。
宋美龄辅佐夫君，热衷参政；邓颖超悉心照料周恩来，她要晚辈们记住，坏人翻出“伍豪事件”，是要陷害你们的伯伯，了解内情的人拿出了证据交给毛主席……
周恩来、邓颖超途中遇险
１１月上旬，中央通知周恩来，叫他来上海开临时政治局会议。
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又见到了邓颖超。他们是７月下旬一个晚上分开的。当时周恩来只跟邓颖超说要马上去江西九江，去干什么，待多久，都没有说。邓颖超也已经习惯了，什么也没问。她在７月底返回上海，８月初，才从报上看到南昌暴动的消息。这才知道周恩来到九江是赶去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以后又看到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南下广东，一路遭到敌军的拦截追击，以至去向不明。周恩来也生死未卜。
她担着一份心，直到此时见面才放下。
可是，当他俩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时，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风险。
５月的黄浦江泛着金波，拍打着将要开赴大连的日本客轮。顺着上船的人流，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董商的周恩来，和穿着一件半新旗袍的邓颖超，走过舷梯，登上甲板。他们拿的是头等舱的船票，进了船舱才发现这里的旅客大多穿着华丽，带着佣人。与他们相比，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服饰显得太一般了，也无法像他们那样一天一换。所以在头等舱里，他们很少与别的旅客交谈，只将在码头买的各种报纸打开来翻阅，到吃饭的时候，不得不随着头等舱的人去餐厅就餐。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在餐厅里，他们还是感觉到旁边有四双眼睛在注视他们。当那两个陌生人买饭时，飘过来几句天津口音，两个人都是大商人打扮。
船到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旅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因为当时济南刚发生了“五三惨案”。周恩来又在青岛买了各种报纸，想从中了解事态的发展。他们没有发现两个“尾巴”还在后面盯梢，回到船上，又全神贯注在报纸上。当轮船刚停靠在大连码头上，麻烦来了。
几个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的人围上来，拦住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船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为首的一个摘下墨镜，指了一下周恩来，问：“你是干什么的？”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捻了一下长须，抱肘答道。
警察的目光落到他们携带的箱子上，上下打量。邓颖超心里格登一下，她知道箱子里一件古董也没有，万一要搜查……
盘问者收回目光，说出他们的疑点：“做生意的，买这么多报纸干什么？”
周恩来轻轻一笑：“做生意的嘛，在船上也无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到哪里去？”
“去吉林。”不知是周恩来事先想好还是临时现编的，他回答得十分肯定。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看舅舅。”
问不出结果，盘问者又指指周恩来，让他到水上警察厅再说。邓颖超不放心，上前一步：“要去我们一同去！”
周恩来突然大怒，冲着邓颖超嚷起来：“你去干什么，你不要去！”又转过脸去，要求警厅为首的替邓颖超找个旅馆，那个人答应了。周恩来又跟去把邓颖超安置好，才随警察走了。
周恩来一走，邓颖超在旅馆里茫然若失，心急如焚，不知周恩来是凶是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恩来仍然没有回来。她急得趴着窗户往外看，街上毫无动静，她觉得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
周恩来被带到水警厅，还没让坐下，又开始细细盘问，从出生年月一直问到学历职业，又问亲戚朋友：“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
“他姓周，叫曼青。”
“他是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当科员。”
盘问者像是发现什么，把记录的钢笔往桌上一放，冷冰冰地走到桌前，眼里射出探询的目光：“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周恩来瘦削的肩膀耸了一下，两手一翻：“这有什么奇怪的！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叔叔舅舅都叫ｕｎｃｌｅ，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一点没错。”
“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日本警察突然高声喊道。他古怪的声音很响亮，就像喉咙里激荡着回声一样。房间里的人神经都感到有点紧张，都一齐目光直视着周恩来。
周恩来的目光却移动缓慢，内中透出漠然的神色，他伸出两只文绉绉的手：
“你们看我这双手像摆弄枪支的吗？”
几个警察凑上来，翻看着周恩来的手。他们没有发现军人生活的一丝痕迹，至少可以说，这双手很长时间没有和刀枪之类打过交道。但审问的警察仍不死心，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拉开抽屉，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清清嗓子又喊叫起来：“你就是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受到震动，却没有流露一点生硬刻薄的口气，只是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偏要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告诉你们，我姓王，不姓周，你们问问自己，搞错了没有？”
这下轮到警察沉默了。他蓦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这才发现这人的一只眼有毛病，不停地流泪。他从圈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手帕，用手捂住眼睛。用另一只好眼看看抽屉里的照片，再看看周恩来，一时想不起再要问什么。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有些反客为主的意味：“你们耽误了我赶车的时间，这个损失要由你们来补偿。你们给我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车票吧。”
警察无奈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手下去办。
周恩来回到旅馆，焦急的邓颖超上前握住他的手，一块石头落地。周恩来一副安然无事的样子，随后小声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
邓颖超拍拍衣襟。
“赶快烧掉。”
“他们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邓颖超问。
“可能从黄埔军校搞来的。还得小心点。”
邓颖超也意识到危险并没有解除，说不定暗处就有“眼睛”。她起身走进卫生间，掏出证件，撕个粉碎，扔进马桶，拉水冲掉。她出来掸掸旗袍，拉上周恩来，俩人有说有笑去楼下的餐厅用餐。
车票拿到后，他们按时上了车。一坐下，就发现对面的两个乘客是日本人。周恩来和邓颖超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跟踪的。那两人还主动打招呼，用熟悉的中国话来攀谈。周恩来完全放松地同他们应付。等邓颖超与他们闲聊时，他便靠着车窗假寐。到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习惯。一般人都把名片放在西装的小口袋里，接到对方的名片应立即回片。周恩来没有名片，但还是装出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弯下腰做出要取的样子。对方赶紧说：“不必，不必了。”
到长春后，他们一路走，一路巡视前后左右，确准没有跟踪的，才住进一家旅馆。周恩来往床上一坐，仰面躺倒，直摇头：“这一路简直比撤出广东还劳神！”他呼地又坐起来，对着镜子把长胡子刮掉，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两人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周恩来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在家，一眼就看出周恩来的笔迹，马上来把他俩接回家。
其实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哈尔滨，这次绕道吉林，是怕日本警察厅真去查问伯父有无姓王的外甥，惊扰了伯父。
东北仍在日本侵华军和奉系军阀控制下，他们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蒋介石占领南京后，经山东咄咄直逼东北，使得东北一带的日军和奉军认为共产党是失败了，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国民党上。但他们不敢麻痹，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两人商量，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他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三弟陪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到了哈尔滨，因为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好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在他们之后，还有一批，其中有熟悉的李立三。于是，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去等，可是一连几天都不见李立三的影子。邓颖超急了，坐下来又站起，望眼欲穿。这才看见李立三摇摇摆摆和旁边的人说笑着从站台出来……
六大在莫斯科如期召开，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周恩来在会后没有马上回国。共产国际还要开会。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找了当时在那里学习的许多中共党员逐个谈话。一天，他正在翻阅一批留学的军事干部的档案，蒋经国跑来了。
蒋经国穿着白衬衣，人也比后来精干得多。他从上海到广州后，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去俄留学，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他从心底就不喜欢苏联。但陈洁如很支持蒋经国去留学，向蒋介石一再劝说，促其成行。蒋介石在经济上仍很少接济，使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相当窘迫，陈洁如知道后，将私蓄两千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后来在“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表现得特别革命，公开声明反蒋，并由此一夜知名。他一进门就嚷嚷开来：“搞什么名堂，谁成立江浙同学会，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周恩来赞赏蒋经国与父亲划清界限，“江浙同乡会”的事他也有所耳闻，便向他详细询问此事。这事还得从蒋经国说起。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关系也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几元津贴费凑合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饱餐一顿。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学到莫斯科陆军大学、军政大学等军事学院学习。激进而有特殊身份的蒋经国便与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起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给他写信，时常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钱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便传言他们是搞小组织活动，组织了江浙同乡会。许多人要求审查他们与托派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已经在审查此事。但前两天瞿秋白在炮兵学校给各军事院校的留学生作报告时，又有人提出同乡会的事，他一解释，反而更乱了。他说：同学们，你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这句话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加之瞿秋白本身又是江浙人，被认为是有意包庇，至少是不负责地和稀泥。
“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会向大家讲清楚的，”周恩来认真地瞧了蒋经国一眼，做了一个表示赞许、意味深长的手势。“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同学，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江浙同乡会，任何宗派都有碍于中国学生的团结，也希望你学成回去后，能以你的见解影响你的父亲。”
蒋经国答应着，昂首挺胸、步伐轻盈地走下楼梯。
１０月初，周恩来绕道法国回国。在里昂郊外的小咖啡馆，他约了一位客人会面。他依然是出国时常穿的那套白西服，只是戴了墨镜和一顶白礼帽。当他摘掉墨镜，挨着咖啡桌坐下的时候，对面坐着的女人似乎一时语塞，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他。这目光极为复杂，甚至带点爱情失落后的哀愁。
她是张若名。
周恩来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她就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一头扎进了书堆。今年拿下文学硕士学位，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她复杂的心情使她有很长的时间不知周恩来在讲什么。
周恩来轻轻地问候，并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了婚：“小超让我代问你好。”
“我知道。她好吗？郭隆真呢，还有刘清扬……”
“她们都好。”周恩来极短地度过感情上的不安，话多起来，把觉悟社成员的情况一一告之。在残酷的形势下，这批人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但还是有不少人仍在第一线搏斗。“我反正是准备牺牲的，这个世界杀人的事天天在发生。”
张若名也渐渐平静下来。临分别时，她的目光再次和周恩来相遇，但模糊的视线又不知所措地调开了。她一边走着，一边盯着自己的脚尖，像是在发誓：“你放心，尽管我不再热心政治，但任何时候都不会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落日沉在他们跟前，一抹火红的余晖映照着他们，映照着身前身后徜徉的路……
宋美龄为蒋介石祈祷上帝
婚姻小路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行。当蒋介石花言巧语将陈洁如送去海外“进修”
后，他身边的空位由宋美龄顶替。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婚姻被当时的新闻媒介和当今的写传者广为传抄，轰动了昨天也满足了今天。也许有两个细节被人们忽略了。
一是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想请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当证婚人，却遭到拒绝；以后由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主婚。蔡元培毕竟是学者风范，心思还在学问上，这类事被人传来传去反倒于心不安，干脆贴出一张“三不启事”：不兼职，２３个头衔悉数辞去，只任学院院长一职；不写字幅，至发启事时，尚有一百多幅没写；不代人介绍职业，主婚之事一概谢绝……另一件则是宋美龄答《交通日报》记者问。记者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宋美龄答：
（女士微笑）此乃五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议。
这些话倒使人们撩起了多处传记所载“两人一见钟情”的“昏”纱……
蒋介石在重新结婚后十天也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他又官复原职。
可宋美龄和她这个阶层其他的妇女一样，起初也不愿意到南京居住——那里没有五光十色的社交场合；据说当时南京只有一条宽马路，可这条路只容得下一辆汽车单行。再说南京的气候也不好，严冬寒风刺骨，盛夏酷暑逼人。南京政府官员的太太们没有一个前往南京定居，宁可留在上海，让自己的丈夫偶尔得空去探望她们。但蒋介石毕竟地位非同一般，他每每让宋美龄在各种宴会上露面，并坚持让她作为女主人出场。她成为这种场合中绝无仅有的一名妇女。女人多少有点虚荣，她也给了蒋介石面子，几乎忘掉自己，而全力帮助蒋介石工作。
于是，像蒋介石一生多疑和多险一样，伴随着宋美龄婚姻的是不安。
这次不安发生在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的夜晚。１９２９年前后，蒋介石投身于对反蒋各派作战的中原大战中。在结婚纪念日的前几天，蒋介石提议到南京对面的浦口乡下度假，宋美龄答应了。可临近出发的时候，宋美龄似有某种预感。
“我真的不想去。”宋美龄坦率地对蒋介石说，“不过我答应过你，如果你要坚持的话，我就跟你去。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很不踏实。”
“好吧，你先休息，等我和几个人谈完话，再与你打算。”
宋美龄早早上了床，可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１１月底的天气，正是南京最冷的季节。这是一所中式平房，房子的地板直接铺在土地上，冷气直往上钻。尽管生了壁炉，还是暖和不过来。睡不着，她就抄起本英文小说看，越看却越心烦。她独自在黑暗中躺了好一阵子，还是不见蒋介石进来，索性起床，把寝室、浴室以及书房的灯统统打开，接着穿上睡衣，打算把蒋介石叫进屋，哪怕只待一会儿也好。
但又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过于神经质，于上她仅仅满足于走至门口，倾听从另一间屋子里传来的讲话声，以便使自己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