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也有过捉蒋计划。正在紧张筹备之际，汪精卫的突然出现，使紧绷之弦松弛下来。原因是：汪一向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再就是其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都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林伯渠曾携捉蒋密令
３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蒋介石一天天走向反动，曾拟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想交给程潜执行。参加会议的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
张国焘不无担心：“蒋介石性情乖戾，不会束手就擒的。”
“他如违抗，江右军总指挥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他逮捕起来。”
“谁想出这个主意？”
“最初好像是鲍罗廷提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３月２５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２６日早６时，林伯渠便携密令从汉口赶往南京。因事关重大，行前他还同各位老友又商谈一遍。国民党左派要人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到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多名随员。郭沫若本来也是慰劳代表之一，他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此次肩负捉蒋重任，心情自然是兴奋中夹带着紧张。密令是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亲笔写在绸料上，又由林伯渠将其缝在衣缝内。那一天，他刚过了４１岁生日。他那时的形象已经跟后来差不多了：一副眼镜，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上唇蓄着短须。坐在船上，闲来无事，林伯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捉蒋的场面，甚至公审、押赴刑场……
他哪里知道，从他出发之日起，捉蒋已成泡影。
原来，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那几天，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叫同样受到武汉政府谴责的陈果夫赶快离开汉口，并嘱他在离开之前，与谭延接洽一次。陈果夫与谭延联系后，直到晚上１点多钟才见上面。谭延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说：
“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况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想象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定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可在南京会面。”
说时，几至泪下。
当晚，陈果夫向谭延告别，于２时许下船。他离开汉口时，蒋介石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电告了蒋介石，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第二日，３月２５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去了上海。另一个情况是，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２０００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潜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得知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意见，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武汉劝和。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李宗仁（右）与白崇禧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林伯渠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满怀希望赶往南京时，等待他的自然不是好运。３月３０日薄暮时分，林伯渠走下码头。他住下后得知程潜、白崇禧、何应钦正好刚刚从沪归来，便连夜登门，将“密令”从衣缝里取出，当面交给程潜。程潜当即展开绸料，只见赫然几字跳入眼帘：蒋介石不日自安庆乘军舰东下，到达南京之日，请即将其扣押云云。
程潜持着密令的手在微微颤抖，两只眼睛凝视不动，半晌不语，面壁沉思。一会儿，程潜突然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林伯渠倾诉起来。尽管数落的都是蒋介石的逆行，但对密令所言之事只字不提。林伯渠着急了：
“颂云，密令之事……”
“祖涵，形势毕竟错综复杂，良好的愿望不可能支配一切。”程潜边说边将绸料点上火，看着它熔化在火焰里。
林伯渠甚惊，不解地问：“你就这般对待？”
绸料燃尽了，程潜的心情似乎也已平静。他拉林伯渠坐下吃茶，听他慢慢道来：
扣蒋一事，有三不可行——南京初复，江南甫定，军政各方，百端待举。奉系张作霖重兵麇集江北，日夜图谋，窥我之隙。蒋军劣迹多端，但面纱未去，原形未露，而国人尚未觉察。此时扣蒋，有重蹈太平天国大业未就，内讧先起的覆辙，是则国人将谓我何？历史将谓我何？国人不同情此举，我将自陷被动，予人以口实。此之所以一不可行也。
第六军自粤兴师出发，跋涉千里，转战经年，主其大者，一战南昌，二战南浔，三战孙、张联军于南京，小战数十尚未计及，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士老师疲，亟待大力休补。而第一军自粤出发，乘孙军主力集结南昌、南京，后防空虚之际，不战而定闽浙，进驻苏常，士正饱，马正腾，气正旺，且与南京相距咫尺。此时扣蒋，第一军起而责难，何以善后？战事一起，我以久战之师挡彼愤激之卒，第六军纵能再战，亦难久持，胜不可必。此之所以不可行也。
蒋现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等虽不值其所为，然而仍是他的部下，昔人以千乘之国，杀其君者必百乘之穴，尚有不夺不厌之诫。来日方长，我的下属不将一遇借口起而效尤，以犯我乎？以下犯上，日后何以统率部属？本为革命，本为共同对敌，一反而为内部仇杀，史绩斑斑，千古所痛。此为所以三不可行也。
这虽然是程潜后来的回忆之言，当时大意亦为此。林伯渠失望地看着程潜，问道：“你虽说得有理，但这密令不执行，如何交代？”
“我已把话说在前头，只能如此了。凡事三思而策，见机行事，谁能体谅我的处境！”
程潜要林伯渠即刻同他一道回武汉去“劝合”。想想捉蒋之事已不可能，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道返汉。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４月４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这时汪精卫已回国，并与陈独秀联合发表了宣言，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是谣言。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
在蒋、陈之间跳来跳去的汪精卫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刻，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途经莫斯科回国，于４月１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汪精卫被公认为“左派”。尤其他又是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挤走的，所以他的“左派”光环十分耀眼。他的离国，不但为国民党左派人士所痛惜，连共产党人的谭平山也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疾呼：“左翼失掉了领袖！”同年９月，陈独秀在中央局报告时，也痛心疾首：“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这年底，迁都之争发生以后，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重新燃起了对汪精卫的青睐，从武汉到上海，到处是一片迎汪复职的鼓噪之声。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武汉方面已是洒扫庭除，以待“大王”来。
而此时，也正是蒋介石紧锣密鼓部署政变之时，他对汪精卫也不得不礼待有加，为的就是拉住汪精卫在上海和他一同干。这次“清共”会议是在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召开的，参加者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吴稚晖等十余人。蒋介石将风尘仆仆的汪精卫迎进会议厅，道起“离别之情”。蒋介石显得焦躁不安。因为就在这一天，武汉政府下令通告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将电报递给汪精卫看，口中愤愤：“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所以我誓必自责，完成北伐！”
蒋介石边说边观察汪精卫的反应，发现汪氏并无反对之意，于是急忙紧扣主题：
“你切不可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你留在上海，帮助我以暴力清党，并赶走鲍罗廷，然后我们一道到南京去成立政府。”
汪精卫一边探询着蒋介石的目光，一边用眼角瞟着一旁的吴稚晖。后者彬彬有礼地不断点头，表示赞同。
汪精卫沉默了。过了一阵，才踌躇地说：“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不由一惊，强忍着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
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话，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蒋介石的狡猾就在于，他会左打一下，再右打一下。在“护党护国”的大旗下，含沙射影地攻击了“好人”汪精卫。
汪精卫见惯不惊，也会拉大旗作虎皮：“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
这时出现了一幕滑稽场面：
老朽吴稚晖莫名激动，竟扑通一声跪在汪精卫面前，哀求起来：“我求求你改变态度，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一看这架势，吃惊得起身外逃，退上楼梯，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在场者都被弄得啼笑皆非。
蒋介石又在这略显轻松的气氛里相劝：“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回不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委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坐回椅子，惊魂甫定：“既然你对我寄予厚望，我当小心从事。”他很满意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不想一屁股坐到蒋介石一边：
“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时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蒋介石继续施展他的外交手腕，把一张写好的，将在４月３日发出的通电，递给汪精卫。汪精卫一看，是蒋介石通电拥护他汪精卫的，心中一喜，立即表态：
“好，我留下来，再做计议。”
“我准备在１５日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说着自己的计划：“在未开会之前，要执行几个暂时应急办法。请你负责通知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共产党员，在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另外，前次开列的１９７名共产党跨党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就在阴谋急急滚动之时，蒋介石并没抛弃假面具。在４月３日，他发出江电，表示服从汪精卫的中央：“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
悲剧终于发生
汪精卫到达上海前，也正是共产党中央紧张地准备应付蒋介石突然政变的时候。
本来绷得紧紧的弦，在汪精卫到来的一夜间，松弛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贯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再就是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应该说，在１９２６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进入１９２７年，情况有所变化。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结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在上海的三名共产国际代表向斯大林汇报说，这次迁都之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所在地的争论，问题在于国民革命运动同群众和共产党一道前进，还是同已在策划与日本和奉系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一道前进”。指出蒋介石２月２１日的演讲是最后公开抛出的杀人演说，特别是提出上海问题目前有特殊意义，蒋介石需要上海作为继续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同北方和帝国主义进行交易的基地。蒋介石急冲冲进攻上海，因为他认为只有占领上海，才能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也企望通过蒋介石保持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上海已经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
这些话不谓不实际，不谓不深刻。就连一直主张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的维经斯基，不同意鲍罗廷的联唐（生智）反蒋，去了一趟南昌，几天后返回武汉，连呼不得了，事态已无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蒋介石变成右派的一个堡垒！共产国际也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共产党千万不要掩饰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对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似乎共产国际已十分清楚地认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右派了。然而，他们对蒋介石以及中国革命形势仍抱乐观态度。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６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又说，帝国主义者力图把中国一些军事领导人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是枉费心机的。社论最后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固然艰巨，但没有理由产生悲观主义。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张形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指示：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已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与此同时，斯大林需要利用右派。他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
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
最后这句话太形象了。
太形象的话很容易铭记。
陈独秀一辈子没忘。
而且，当汪精卫路经莫斯科，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左派是领袖，答应全力支持他。
汪精卫回国后，蒋介石利用反革命两手，发出江电后，莫斯科更是非常乐观。４月５日，《真理报》再次撰文说：国民党可望继续支持革命的工农和民主群众；国民党内关于个人领导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解决；蒋介石已完全同意国民党员中间的分歧由集体来解决，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由此产生的决议。蒋介石已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汪精卫的归来，共产国际代表、党的中央和上海区委都寄予极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