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ＣＰ，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ＣＰ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ＣＰ，而且一向是着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着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
“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为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作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
“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的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问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
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哪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
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独秀６月４日
周恩来最终离开黄埔
“我没想到这两位大秀才的信写得如此软弱无力。”周恩来读完信件说。
房间里一阵沉默。恽代英打破沉默说：“岂止是软弱，简直是低首下心！把蒋介石恭维到了九重天上，解释到水净沙明……”
“老头子糊涂了。”陈延年接着说，同时耸耸肩膀，显然有点恼火，而且有点不大客气。
“有些问题还不如苏联顾问看得清楚。”周恩来指指桌上的另一叠文件。那是三份关于蒋介石的鉴定，是由前一时期同蒋介石一起工作的顾问们写的。第一份鉴定中说：“我和蒋介石一起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至今仍难于对他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此人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就蒋介石的天性而言，他是一个多疑的、虚荣心很强的、城府很深的追求权势的人，他具有欧洲进步的萌芽，但没有摆脱中国的偏见。在他面前永远不要表现得高傲或谦卑……”另一份鉴定中写着：“蒋介石懂得政治，虚荣心强得吓人。他在研究拿破仑，阅读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蒋介石解决问题迅速，但他作出决定常常考虑欠周，因而又改变决定。他固执，爱坚持己见。”还有第三份鉴定：“他是一位深沉的，好怀疑的，虚荣心特别重的人。他对任何人都绝不信任。非常多疑，权势欲强。他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善于把绝对服从他的人挑选在周围。他在贯彻自己的决定时是坚决又不露心迹的。他不太重视别人的看法，有时与所有的人意见相背……”
恽代英咬咬嘴唇。
“独秀啊独秀，早年驳斥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那种慷慨激昂，后来批驳戴季陶的那种直言不讳都到哪里去了？”恽代英虽然保持着必要的冷静，仍不免有些争辩的冲动。
“我是不再回黄埔军校了，你去任政治主任教官，我想跟我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处境更困难了。”周恩来目光平静，闪闪发光地看着恽代英。
中山舰事件以后第一军各师中的共产党员几乎都调离了，集中到了政治科和黄埔军校的军官团去了。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左派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逃跑以及５月的中央全会以后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蒋介石却一天天地腰板壮实起来，他轮番地对右派和左派进行打击，从而把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乍一看来，他的某些行为是很激进的。他把许多右派领导人从广东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捧走了。吴铁城，这位广州的公安局长和第十七师师长被逐走了。蒋迫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省政府交涉员傅秉常离开广州，任命进步的国民党左派陈友仁代替伍朝枢。十分令人反感的政客胡汉民被迫离开了广州。欧阳格被抓起来了。与此同时，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央执委会会议以后，蒋介石把那些同国民党右翼理论家戴季陶有联系的人吸引到了自己方面。接着，他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自己出任会长，使他这个集团在组织上固定下来。同学会的基础是第二师的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小组。
他甚至不能容忍陈独秀公开信轻微的刺痛。在“总理纪念周”上，他对陈独秀的驳斥作了“答复”。有意避开陈独秀“声明”的核心，抓住高语罕和张太雷直率的反蒋言论，恶狠狠地说：“不要现在种下一个祸因，弄得我们的同志将来自相残杀！”
邓演达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调离黄埔军校，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潮州分校教育长。在那里又受到何应钦的排挤，在５月间回到广州。虽然蒋介石对他不满，深有戒心，但他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又是国民党内有力量、有地位的左派人物，尤其同第四军有密切的关系、对广西方面的军事也很有影响。他同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决裂，蒋介石还要借重于他。邓演达回到广州以后，开始了紧张的北伐筹备工作。
恽代英奉命留守广州，以支援前线，巩固后方。
再说蒋介石看到陈独秀给他的信，先翻了翻后面的日期，才从头看起。看后付之一笑：“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嘿嘿，则不可复问矣。”他把信交给随行的陈立夫。
４月间，周恩来又一次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申明共产党人对这次事件的不满。
蒋介石说自己头痛，长吁短叹，竟自感慨：“今日之处境，极感左右为难，如果我是一个无主见的人，到了这种地步，再就无所措手足了。我总算还挺得住吧。”
蒋介石决定北伐。北伐之前，他还是老一套：酒宴待客。周恩来和恽代英都来了。几杯酒后，蒋介石掏出块大方帕，捂在嘴上擦着。酒至半酣，他说起正事。
“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他轻咳几声，“凡是与我共过事的，在一起训练过部队的，出生入死打过仗的，我都视为知己。这次北伐，我希望恩来兄仍能鼎力相助。”
“你是说当财经主任的事？”周恩来喝过酒后，面颊涌起一层红润，话也多，“我听文白（张治中）说过，近来我党务也多，再说也不会扒拉算盘珠……”
“周主任说笑话，”蒋介石拿毛巾拭了一下小胡子，“不愿当财经主任，可以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么，事在人为，只要你愿意与我同行，职务的事好解决。”
周恩来仍然推辞：“我的弟弟恩寿已在北伐军中，我就不必了。”
“这有什么关系，沙场还有父子兵呐。”蒋介石扬了扬眉毛，“择生（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哥哥竞生不一样在四军任参谋长吗？北伐乃国共手足并进，还望周先生再一次合作。”
周恩来只好说：“此事只能由中央裁定，个人难以择决。”
“你真顽固。”蒋介石不满地摇摇头，“这样吧，等北伐胜利班师，你再回黄埔来。”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对周恩来的才能也极为赞赏。心想北伐如有他参战，可以带动多少共产党人？他是个急脾气，想到这点，马上提笔给蒋介石写信。刚写了个开头，就把纸揉了。他办事最讲究的是效率，便蹬着一双高腰马靴，嘎吱嘎吱地朝蒋介石办公室走去。
迎着蒋介石那种挑剔的目光，邓演达直言不讳：“北伐你放弃周恩来，无疑是个错误。你看他的计划性，组织力，还有……”
队伍已在门外喊着口令，整队出发。蒋介石手拍着指挥刀把，皱起眉头：“我有意给他一个任命，并请文白转告，可他不肯接受。”
“你叫他搞财经，显然不合适。”
“我也找他谈过，干别的也可以，他仍不肯从。总不能让他当政治部主任吧？
我不是任命你了吗？”蒋介石无意中又“一箭双雕”，把对周的任命，与对邓的任命挂上了钩。这一下也堵住了邓的嘴。
７月２７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大军出征。在黄沙车站月台上，摄影师让蒋介石与张静江等要人排成一排，照了几张相。陈洁如在人堆里抹泪。蒋介石过来握住她的手，安慰道：“我就要出发作战，请你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厄运。你把这里照的照片加印二十份，等收到我的电报，就带到韶关来。但一定要保存好底片，这对将来是至关重要的。”
陈洁如还是泪光涟涟。
蒋介石再次安慰她：“为我祝福吧，请笑一下。”说着，自己先咧嘴一笑，陈洁如被他逗笑了。他又转过身，请廖夫人照顾她。
“你放心走吧，”何香凝像个老大姐，“我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她。你去专心打仗吧，我们会带慰劳品到韶关来。”
火车在轰隆声中开动了。黄埔远了。可黄埔留下的中山舰事件，多少年后仍是个谜。
——历史使得中山舰成了传奇的舞台。它的消失也充满悲壮。中山舰事件之后，到１９３８年抗战进入高潮时，它从岳阳开赴武汉，执行保卫武汉军民安全转移的任务。１０月２４日下午六架日机轮番向中山舰轰炸。全舰官兵奋起抵抗。可惜舰上的武器都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产品，挡不住敌机的狂轰乱炸，很快沉入长江。由于敌机追逐两艘救生舢舨，舰上除二十余人游上江岸，其余官兵全部殉难，包括原北洋水师提督、北洋政府海军总长萨镇冰之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