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影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黄埔军校的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下来。北伐洪流中的文臣武将，创造了一页辉煌动人的历史。共产党有了第一批能吃大苦的女兵队伍。
莫斯科城里的中国青年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陆也曾涌起出国潮。从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７日首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青年西去，到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０日最末一批，前后共２０批，１６００余人到达法国，其中以四川、湖南两省去的最多。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２５０名中国学生（有些来自国内，有些来自欧洲各地）：如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还有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张琴秋、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李伯钊、丁玲、傅学文等。其中“留苏三公子”是比较有名的，这就是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陈树人（党务部长）的儿子陈复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经验的，还有顾顺章和陆留两个人。他们乘货船先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又回返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
贺衷寒去中山大学时，中大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已经出发，其中有蒋介石推荐的学生邓文仪、萧赞育、康泽等。贺衷寒与杜从戍、王懋功、周明四个团级以上人员是后来补进中山大学的。苏联对待这班人并没有按照原来创办中大的目的——训练革命干部的严格要求，而是作为一个类似“贵族子弟学校”来办理的。
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一条不甚热闹的街，叫瓦尔芬河街。在这里有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四层洋楼，原系沙皇时代的一个企业公司，便是中大校址。学校前面即是皇家大教堂和大彼得铜像，附近的一个广场就是操场。因为校本部的房子不够用，除了教室、办公室、大会堂、俱乐部、图书馆和食堂集中在校本部外，另选择依利恩加街一座公寓和彼得罗夫斯基街一座很进究的洋楼，作为男生宿舍；加加林斯基街一座沙皇皇族的华丽住宅，作为女生宿舍。宿舍里的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比较舒适。
学校的伙食不错。当时苏联各大学学生的伙食一般是３０个卢布一月；中大学生的伙食费则是照上述定额增加一倍，三餐都是相当丰富的西餐。当时苏联一般人都只有定量的黑面包吃，而中大学生吃的是不限量的白面包和白塔油、牛奶、肉类等。
因为怕中国学生不习惯长期吃面食，每星期还特别做一两顿中国大米饭吃。为了照顾中国人饮茶的习惯，除餐后备有红茶外，还特别设置茶座，供应牛奶红茶和点心。
学校除供应学生一切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外，每人每月还发给１２个卢布作零用。此外，每个学生凭学校发的学生证，还可以在外面得到种种优待。莫斯科夏季的气候并不很热，但在暑假中，学校把一部分人送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附近的工人干部休养所等风景区去休养。
然而，在国内养尊处优的一些纨绔子弟们并不满足这样的待遇，经常向学校提意见，嫌学校的伙食不好，常常三五成群，跑到中国城（在当时莫斯科城里，有一个周围有中国式城墙的地区，约一二里见方，叫中国城。相传是蒙古人征服莫斯科大公国以后建立钦察汗国的王城所在地。直到近代，旅居莫斯科的华侨多半集住在这里，开设各种商店。听说在莫斯科扩建时，已把它拆掉了），去吃道地的中国餐；身体有一点小毛病便要求休养，享受特别营养；在学校里专门坐茶座，摆龙门阵，逛公园，生活放荡。因为同学中男多女少（女生共计不到５０人），于是女的成为“众矢之的”，闹出许多争风吃醋的笑话。１６岁的蒋经国仗着他父亲的招牌，便有好些女同学陪他玩；有些原来是夫妇的，在这种环境之下，也往往生出些飞短流长的事来。
初到学校，每天开五次饭。三顿正餐，还有下午的点心和夜餐。西服外套、皮鞋、毛巾、浴巾、手帕、衬衫都由学校发给。这对于出身贫寒的这几年又戎马倥偬的贺衷寒来说，生活已经很阔绰了。因为在黄埔军校里，蒋介石认为他有野心，能文不能武，所以总不让他带兵，可又惜其才能，就把他派到了莫斯科。临行时，他信誓旦旦：“学业不成，我将终身不娶！”所以对这里的女人，他一概不感兴趣——十年以后，他还是在重庆娶了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的长女方孝英为妻。
贺衷寒身边很快聚拢一帮人，是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温中、康泽等为主，加上德国来的谷正纲、谷正鼎、王启江以及唐健飞、张恕安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打听消息，要在政治联合中碰碰运气。他们看中了同学中有三四百个国民党员，想把这些人结成派系，等到回国后，就利用它作为政治资本。他们以留法学生有国民党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被学校当局制止，同时也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
贺衷寒又一次失意。
他的血液因阻滞而沸腾，那双大眼在充血。
他决不肯罢休。
也许是根据这样的意见：茶座聚会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们的会议改在图书馆隔壁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远离随意通行的走廊，也没有明显的聚会迹象，只有一个把门的在门外闲荡。里面的气氛像一次沙盘作业一样不拘礼仪——香烟和烟灰缸凌乱地放在一张普通的木台上，椅子随随便便斜靠在墙上。开会的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人记录，后来口头传达给有关人员后就毁掉了。
“像我们当年发起孙文主义学会那样，”贺衷寒现在开口了，“孙中山先生在时耳提面命，我们只要跟着走，不怕走错路。今先生死了，导师失去了，再找不到耳提面命的人了。只有一部孙文主义是先生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孙中山先生死后，一般平素以依附中山先生旗帜之下而别有所图的人们，难免不变化其信仰的量数，渐露其本来的真面目，一般平素视先生为眼中钉的，当然正在那里狞笑，要更大施其鬼魅伎俩了。我们孙文主义者处这种环境，见了中国现在的危险，热血沸腾了！眼眦爆裂了！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死决战！”
“可我们怎么办呢？”在场的人问。
贺衷寒自信地笑笑：“重整旗鼓！”
“孙文主义学会不是解散了吗？”又有人问。
贺衷寒并没有被窘住：“那是在国内，现在我们在国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中大不是不让成立小组织吗？”
“我们有研究自由。”邓文仪不满地插嘴道。
“从现在起，大家要行动起来。”贺衷寒站起来宣布，“每人要在同学中吸收五名会员！”
胡汉民大谈“苏武牧羊”
两星期过去了，孙文主义学会会员们带着各自发展的会员名单，再次聚会小房间。有人还带来伏特加酒。他们互相斟酒，谈论着两周的收获。由于他们的鼓动，不少原先想加入共产党或少共组织的国民党员，犹豫观望起来。
“好！”贺衷寒突然咧着嘴笑起来。他的脸因为喝了伏特加已经通红了：“我才开始感到精神振奋起来，诸位，情况要变了。真是南方不亮北方亮！”
他像个叫卖的小贩，讲得兴奋起来，就停不住了：“我告诉大家一件事，胡汉民先生已到达莫斯科，我很快要与他取得联系，让我们孙文会的旗帜飘扬在莫斯科上空！”
正说着，一名会员推开门，声色俱厉：“你们还在这里饮酒作乐，校园里正在召开大会，要开除我们的学籍！”
“谁走漏了风声？”贺衷寒瞪着眼问。
通报的会员急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快去礼堂应付一下局面吧，否则我们将无立足之地。”
“我们去！”冷场了一会儿，贺衷寒说道，“既然秘密公开了，就向他们亮出底牌！”
礼堂的门敞开着。会议主持人正在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不允许学生在留苏期间进行这种反动勾当，学校公开要对他们作出严肃处理……”
贺衷寒站在人群里，毫无表情直视主席台。周围的人在纷纷讨论，有些同学主张把他们开除；有些人主张责令他们检讨悔过；也有少数人为他们辩护，说这是“研究自由”，不应加以干涉……
贺衷寒挤出一条通路，登上讲台，抓住话筒，欠身讲起来：“这次事件是共产党无中生有，借题发挥，用以压迫国民党同志，想把中大造成清一色的党校，这是企图消灭国民党的阴谋的一个缩影。今后在校的每一个国民党同志如果不能服服帖帖地听他们的指挥，就随时都有戴上右派、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危险……”
一阵隐约的欢呼声打断了他的话，那声音好像来自玻璃门外。接着是一声尖厉的口哨声。里面的人群突然营营地骚动起来，朝着门外的哨声涌过去，样子很激动。
挤塞的人群在门口堵住了，又回过头，愤怒地把目标转向台上的贺衷寒。他在朝台下吆喝，可是他的话在一阵捣毁东西的闹声中消失了。
校长拉狄克一看局势不妙，连忙把来访的胡汉民推到讲台上，让他对国民党员进行训诫，制止吵闹。胡汉民直僵僵地站在讲台上，两条腿分得很开，脸色十分苍白，牙齿紧紧地咬着，敲着讲台说：“你们都不是东西！好像小孩子闹着抢饼子吃一样。列宁不是要你们参加世界革命的么？列宁对于世界革命的参与者是同等看待的，并不是要你们像抢饼子一样和人家抢的。如果像抢饼子一样地闹，决不是列宁主义的信徒。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如果怀着惧怕共产党员来抢饼子的心理，也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天下为公的心肠。”
他的话激起一阵掌声。
拉狄克拉过话筒说：“大家要听胡同志的训示，和衷共济。”
就在共产党学员迟疑的一刹那，孙文主义学会会员们哄然一阵大笑，沿着走廊挤出人群。外面响起了摩托车的吼声，黄澄澄的烟从门外袅袅地喷进来。烟雾消失时，贺衷寒几个已经消失不见了。
晚上，贺衷寒等九个被揭发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偷偷来到胡汉民下榻的房间。
他们一路走，一路往玻璃门上砸石子。如同疯子一样跳跃着、舞蹈着、蜂拥着穿过砸碎的门，在胡汉民周围坐下，快活地叫嚷：“今天的全武行真是够劲！”
胡汉民盯着他们的眼睛，举起自己的双手。“这样不行！”他听到自己在喊，“苏武在俄国境内的冰天雪地里牧羊１９年，受尽磨折，还是坚持汉节，矢志不移，你们难道受一点气，受一些压迫，就自暴自弃了么？”
几双眼睛在眨着，转动着。
“难道要我们向他们道歉吗？”
胡汉民瞅着这个年纪不大的人，露出一副责备的神气，活像教师对待一个不够认真的学生。“一切都要慢慢来。要和托洛茨基他们联合起来，多搞些调查材料，来证实你们的观点。”
贺衷寒恳求道：“你是元老，留在这里指导我们吧。”
胡汉民耸了耸肩膀，咧开嘴笑了笑：“我只能当个不速之客，也不希望听到别人说是我在挑动。”
中大被这伙人闹得乌烟瘴气。
１９２７年下半年，距离第一期学生结业的时间已经不远，学校当局将贺衷寒等放在第一批首先遣送回国。路费除由学校发给每人一张出苏联国境的车票外，另发旅途用费五十个卢布，不够的由自己筹措。
郭沫若入党未成先从军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影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黄埔军校的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下来。因而北伐将士用命，依然创造了一页辉煌动人的历史……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走进中山大学文学院，找到院长郭沫若。他要跟郭沫若谈谈入党的事。不久前，郭沫若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把文学院整顿得很好，这时，他写了申请书，要求入党。总支讨论的结果表示同意，报请广东区委批准。区委讨论的结果认为郭沫若暂时不入党为好。
郭沫若一听皱起了眉头，他猜不透恽代英的心思。党究竟是要还是不要他？
“我们的意见是你稍微等一等。”恽代英说，“对于你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我们都是如此。”
“可是再等我还不是教书吃饭、吃饭教书？”郭沫若把膝盖弯到椅子的扶手上。
椅子咯吱一响，郭沫若不安地斜瞅了椅子一眼。
“等的意思不是坐等。你可以通过实际工作，再锻炼锻炼。”恽代英慢慢解释道。
“到哪去锻炼？”
“到军队去。”
“军队？”郭沫若因为心里不踏实，变得不安起来。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口，望着文学院周围郁郁葱葱的花草，陷入沉思。
“好，我愿意到军队去做些实际工作。”
郭沫若从窗口转过脸来，非常肯定地哼了两声，“也就是说，我愿意放弃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恽代英满意地把一只手放在郭沫若的背上：“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正在筹备政治机构，你可以去担任宣传科科长。”
“你也时常和我谈谈？”郭沫若满怀希望地问。
“啊，当然！为帮一个老朋友，什么都可以干！”
郭沫若去找邓演达报到。
天刚下过雨，雨后的公路闪着光。在湿漉漉的路沟旁边灌木很茂盛的地方，他看见一个人影晃了一下。那个人影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和郭沫若打个照面，还都认识，郭沫若记得他是惠阳人，邓演达的同乡，顺嘴问道：“老弟这次可以提携了吧？”
那人气哼哼地一撇嘴，“吊那妈，他邓演达哪里认我这个老乡？”
“不会吧。”郭沫若一扭肩，把雨衣脱了下来。
“什么不会！谁的关系也没有廖尚果和他亲近吧，他俩是同乡，还是黄埔陆小的同学呢，怎么样，这次只不过安排了个秘书！”那人瞅了郭沫若一眼，“你这下合适了，他就喜欢你们共产党人。”
“可我还不是共产党！”
“那你是革命左派人士啦，一样吃香的啦！”
郭沫若的舌头在嘴里转动不灵了。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
第二天，郭沫若参加了邓演达主持的部务会议。邓演达首先说明北伐的任务和政治工作的任务，接着用响亮的声音反复地提到孙中山的遗教：“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合作，第二步使武力化为人民的武力。”
被公推做记录的编辑科长杨伯凯，第二天把整理好的记录送给邓演达阅看，邓演达问了一些过去的情形之后，指着记录说：“议案记得很好，可是我说的话许多重要的倒漏了。”他把两手向左右一摊，加重他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我只打算记录会议的决议，对于你的讲话，我只记个大略，因为我不是速记员。”杨伯凯辩解了一下。
邓演达有点不满意，接着笑着说：“要找个速记员随军出发才好。”
“那是应该的。”
“登报招速记员吧！”他向着一位秘书说。
杨伯凯回到政治部办公厅，有人知道他顶撞了主任，为他捏了一把汗。其实，后来完全没有什么报复性的情况出现。
北伐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人们忙得不可开交，邓演达自然是忙上加忙，在总政治部里很少看见他。一天下午，他通知一些人晚上９点钟到广州东山一个地方开会，开会的地方原来是他的家。小小一所房子，厅里摆着几张桌子、椅子。人陆续到齐了。邓演达正在那里吃晚饭。他胡乱吃了几口饭，就离席向到会的人说：“白天没有工夫约诸位来谈，只能在这个时候有个空，我们来商量一下政治部部内的事吧。”
大家默默静听着。他接着说：“先行健全人事，我们来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