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大家小书·译馆: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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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2)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着放荡的生活,经常出入剧场、音乐厅、舞剧院。他无忧无虑,甚至仅仅因为不喜欢房主的模样而另租一套房子。他的仆人偷他的东西,他乐于被偷。运气的好坏使他喜怒无常。亲友们见他无力过有规律的生活,便希望他和友人里森康同住,对他说道:“你好好学习这个德国人的有条不紊吧。”里森康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几岁,是医生。1843年,他定居彼得堡。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靠赊欠的牛奶和面包为生。“费道尔是这样一种人,和他在一起过得很快活,但他总是缺钱”,里森康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于是他们住在一起,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难以相处的伙伴。里森康让病人在候诊室里等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接待他们。每当他看见其中有人模样可怜,他便用里森康的钱去帮助他,或者用自己的钱,如果他有的活。一天,他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1000卢布,他立刻还清了债务,剩下的钱他当晚就用来赌博(他说是玩弹子),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就不得不向朋友借5个卢布。我忘了说,他最后的50卢布被里森康的一位病人偷走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对他产生了友谊,将他带进了卧室。1844年3月里森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后者并没有多大的好转。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穷人》,立即大获成功。他本人谈论这次成功的口气令人深思。他在当时的信中说:

我真是晕头转向。我不在生活,我没有时间来思考。人们为我制造了一个值得怀疑的盛名,我不知道这个地狱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在这里我只谈最重要的事件,略去他出版的好几本意义不大的作品。

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方逮捕,这就是所谓彼特拉舍夫斯基阴谋事件。

很难说清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究竟如何。从他与嫌疑分子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十分好奇,感情上相当宽厚,所以才轻率地去冒险。但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会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会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

《书信集》和《作家日记》中的许多段落说明他的观点正相反,而整本《群魔》仿佛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他毕竟是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周围的嫌疑分子一起被逮捕了。他被监禁,被审判,被判死刑。直到最后一刻死刑才被改判为苦役,于是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一切你们都已经知道。我在这个讲座中只想谈谈你们在别处无法知道的东西。不过你们中间有人不知道这一切,那么我给你们读几段有关他的判决和监狱生活的信。我认为它们极富启示。通过对焦虑的描绘,我们将看到支持他一辈子的那种乐观态度。这就是他于1849年7月18日在等待判决的监狱里写的信:

人身上有极大的坚韧和生命的潜力,说实在的,我从前没想到有这么多。现在我从亲身经验中知道了。

接着在8月份,他疾病缠身时:

泄气是罪过……多多的劳动,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1849年9月14日:

我原先料想的更糟,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

下面是12月22日的短信的大致全文:

今天是12月22日,人们将我们带到塞米奥诺夫斯基广场,在那里向我们大家宣读死刑判决,让我们亲吻十字架,在我们头部上方断剑,然后让我们穿上最后的服装(白衬衣)。接着,我们中间的3个人被捆在木桩上枪决。我是第6名,行刑时3人一组,因此我是第2组,只能活几分钟了。我想到了你,哥哥,以及你全家。在最后一刻,我想到的只是你,于是我明白我多么爱你,亲爱的哥哥!我来得及亲吻身边的普列斯契夫和杜罗夫,和他们告别。最后响起了撤离的号声,被捆在木桩上的人回来了,人们向我们宣读皇帝陛下的赦令。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读到对死刑和犯人最后一刻的影射,不同程度的影射。暂时我不能多谈。

在动身去塞米巴拉金斯克以前,他有半个小时向哥哥告别。据一位朋友讲,他比哥哥平静,对哥哥说:

监狱里的不是野兽,我的朋友,而是人,也许比我更好,也许更有德行的人……好了!我们会再见面的,我相信这一点,毫不怀疑,不过你要给我写信,给我寄书,我很快会写信告诉你哪些书。在那边我总可以看书吧。

(编年史作者附言说:这是安慰哥哥的虔诚谎言。)

等我一出来,我就要动手写书。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事。在即将来临的时间里,我会看到和体验大量的东西。写作的素材是不会缺乏的。

在随后的西伯利亚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禁止给家人写信,至少我们手头的《书信集》中没有任何一封信是这个时期的,而且1883年由奥雷斯特·米勒编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这个时期的任何书信。但是自从《文献》出版以后,又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书信,将来大概还会有其他的。

根据米勒,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3月2日出狱;根据正式文献,他是于1月23日出狱的。

档案提到自1854年3月16日至1856年9月11日,即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当列兵时,他给哥哥、亲戚朋友们写了19封信。比昂斯托克先生只译了12封信,而且,不知何故,没有译1854年2月22日那封感人的信,它的译文于1886年才登在《时尚》第12、13期上(如今已绝版)。今年2月1日《新法兰西评论》重新刊登。正是由于它未收入《书信集》中,所以请允许我念几个长段落:

1854年2月22日

我终于能和你更长久地,更安全地谈心了……但是看在上帝分上,先让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片言只语?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监狱里,在孤独中,一想到你或许已不在人世,便绝望已极,整夜整夜地想到你的孩子们的处境,诅咒命运不允许我去帮他们。

因此他最痛苦的不是感到自己被遗弃,而是无法去帮助。

怎样向你表达我脑中的一切呢?我无法让你了解我的生活,我所获得的信念,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我不喜欢做半截事,只说出一部分真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下面至少是这个真理的精髓。如果你善于阅读,你就能得到全部真理。这是我应该向你叙述的,我开始汇集我的回忆了。

亲爱的,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你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分别的吗?你走后……我们三个人,杜罗夫、雅斯特尔杰斯基和我就立刻被戴上镣铐。这正是在午夜,在圣诞节的时刻。我这是头一次被戴上镣铐,它们有10斤重,走路时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坐上几辆敞篷雪橇。每人和一名宪兵乘一辆(押送员独自乘一辆,一共4辆),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圣彼得堡。

我心中难受,思绪万千。我仿佛被卷入一阵旋风,只感到沮丧和绝望。但是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正如每次发生生活变化一样,我的强烈感受使我恢复了勇气,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我开始饶有兴趣地瞧着我们正在穿越的彼得堡。房屋都点亮了节日的灯火,我向一座座房屋告别。我们从你门前经过。克罗列夫斯基的房子灯火通明。这时我万分伤心。你告诉过我那里有一株圣诞树,叶米莉娅·捷奥多罗夫娜要带孩子们去。我似乎在与他们告别。我多么舍不得他们,在那以后的好几年中,我多次想起他们便眼泪盈眶。

我们去雅罗斯拉弗尔。经过三四站以后,清晨到达施吕瑟尔堡,在一家小旅店歇了歇。我们扑向茶炊,仿佛饿了一星期。8个月的监禁和60俄里的路程使我们胃口大开。我还记得当时我狼吞虎咽。当时我真快活。杜罗夫不停地说话。至于雅斯特尔杰斯基,他认为前途黯淡。我们向押送员试探试探。他是位经验丰富的好老头,常穿越整个欧洲送信件。他对我们很和气,难以想象的和气。在整个旅程中,我们缺不了他。他的名字是库斯马·普罗科雷奇。他对我们很殷勤,还包括给我们弄到带篷的雪橇,我们十分感激,因为天气实在很冷。

第二天是节日,当地人都穿上德国灰呢大氅,系鲜红色腰带。村子的街上空无一人。我们穿过由彼得堡、诺夫哥罗德、瓦罗斯拉弗尔等管辖的荒凉地区,一路上是稀稀疏疏的小城,但由于是节日期间,我们总能找到吃的和喝的。我们虽然穿得很厚,却仍然感到刺骨的冷。

你无法想象在雪橇上一动不动地待10个小时,一天走五六站是多么难以忍受。我一直冷到心底,到了暖和的房间也很难暖和过来。在彼尔姆管辖区,有一夜气温降到零下40度。我劝你别做这种尝试,实在是太难受。

过乌拉尔山区简直是场灾难。当时正值暴风雪,马匹和雪橇都陷下去了,我们必须下车,在深夜里等他们把马和雪橇拉上来。在我们周围是大雪、暴风、欧洲的边界,在我们前方是西伯利亚、渺茫的未来,在我们身后是过去的一切。真让人伤心。我哭了。

我们在路上时,整村整村的人们跑来看我们。虽然我们戴着镣铐,打尖时还得付3倍的钱。但是库斯马·普罗科雷奇几乎负担我们的一半开销,他要求这样,所以我们……每人只付15个银卢布。

1850年1月11日,我们抵达托博尔斯克。人们领我们去见领导,对我们搜身,拿走了我们所有的钱,然后将我、杜罗夫和雅斯特尔杰斯基单独关在一处,而斯皮切和他的朋友们则被关在另一间,因此可以说我们未见过面。

我想和你详细谈谈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度过的10天以及我的印象。但目前不行。我只能说我们受到极大的同情,极大的关心,以至我们感到快乐。老犯人(或者说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妻子)像对亲人一样地关照我们。这是些了不起的人,他们经历了25年的不幸还没有变得乖戾。我们只是隐约看见他们,因为我们受到严密监视。她们送给我们食品和衣服,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动身时什么也没有带,连必要的衣服也没有带……所以一路上很后悔……因此我高兴地接受了她们为我们弄到的毯子。

最后我们又动身了。

3天以后,我们到达鄂木斯克。

在托博尔斯克时,我就听说将来的顶头上司是谁。司令官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克里夫佐夫要塞的少校是一位罕见的坏蛋,他野蛮、古怪,动不动就吵架,还是个酒鬼,总之是能想象出的最卑鄙的人。

我们到达的当天,他就因杜罗夫和我被判刑的原因骂我们是蠢货,而且发誓说,只要我们违反规定他就要对我们进行体罚。他管理要塞两年了,谁都知道他做了不少极不公平的事。两年以后他被法院传讯。神保佑我未遭到这个畜生的迫害!他来时总是醉醺醺的(从来都是这样),向犯人们挑衅,殴打他们,借口是他“醉得要打碎一切”。有时,他夜里来巡查,看见某人朝右侧睡,看见另一个人说梦话,总之不论什么他都能想出借口来打一顿,我们必须和这样的人相处,还不能惹他生气,因为他每月都向圣彼得堡汇报我们的情况。

……

我在大墙后面过了4年,只有干活时才出来。活很累!天气恶劣时,我在雨下,在泥里干活,或者在难以忍受的严寒里干活,精疲力竭。有一次我连续干了4个小时,水银柱都冻了,气温降到零下40度以下。我的一只脚也冻了。

我们大家都挤在同一个营房里。你想想,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房子,木结构,早就废弃不用,准备拆毁了。夏天我们透不过气来,冬天我们挨冻。

地板腐烂了,上面有厚厚一层污垢。小窗脏得发黑,即使在大白天也无法看书。冬季里窗上更是厚厚一层冰。天花板往下淌水。墙壁上满是洞。我们像挤在桶里的鲱鱼一样。往炉膛里塞六大块柴也没有用,没有丝毫热气(房间里的冰几乎不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浓烟,整个冬天就是这样。

苦役犯们自己在房间里洗衣服,因此到处都是一摊摊水,无法下脚。从黑夜直到天明,我们不能用任何借口出去,因此房间门口放了一个小木桶,做什么用你当然能猜到,所以,整夜整夜地臭气熏天。苦役犯们说:“既然是人,怎能不脏呢?”

两块光木板就是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盖的是大衣,但不够长,双脚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哆嗦。臭虫、跳蚤、蟑螂,可以用斗来称。我们的冬衣是两件皮大衣,十分破旧,根本不御寒,脚上是矮筒靴,走吧!就这样在西伯利亚走!

我们吃的是面包和酸菜汤,按规定汤里应该有肉,每人1/4斤。但这是肉末,所以我从未见到肉。过节的时候,我们有燕麦片,但几乎没有黄油。封斋期吃煮的腌酸菜,仅此而已。我的胃变得很弱,病倒了好几次。没有钱根本活不下去!我要是没有钱,不知会成什么样子了。普通苦役犯和我们一样忍受不了这种食物,但他们都在营房内做点小买卖,赚几文钱。我呢,我喝茶,有时用钱去换我那份肉,这救了我的命。此外,无法不抽烟,否则会在这种气氛中窒息而死。必须偷偷地抽。

我在医院里待了不止一天。我犯了癫痫病,这是很少见的。我的脚还患上了风湿性疼痛。除此以外,我身体还可以。除了这些麻烦以外,几乎完全见不着书。我偶尔弄到一本,得偷偷地看,在同伴们不断的憎恨中,在卫兵的暴政下,在争吵、辱骂、喊叫声中,在永久的嘈杂声中偷偷地看书。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而这持续了4年,4年!我保证!说我们情况很糟,这远远不够!我们还随时随地提心吊胆,就怕违反了什么规定,因此精神日益拘谨、贫困,这就是我的生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