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钟情于山水。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的学生徐子说：“仲尼亟称于水。”（《孟子·离娄下》）孔子自己曾以山水比德比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朱熹注此章说：“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论语集注》）钱穆则这样言道：“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以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也。”（《论语新解》）朱注由人见物，钱解由物说人；朱注重德性内涵的说明，钱解重自然启喻的揭示；朱注写实，钱解审美。二者实可互为补充。
善于从自然现象和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获得人生感悟，体现出孔子的大智慧。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孔子此叹虽被经常引用，但实际体会则有所不同。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论语注》中说：“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三国魏玄学家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认同此见，只是将权属归之于包咸；北宋经学家邢昺承续此说，注解更为明达：“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不可追复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见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复，故感之而兴叹，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不以昼夜而有舍止也。”（《论语注疏》）以上均为循语境和文义写实而注，对具体取向未有明确述及。
东晋名士孙绰在《论语孙氏集注》中这样写道：“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此一“迟暮伤逝”之见，在后世多有应和。程树德先生在《论语集释》中，在介绍各家注疏之后，便专取此说。
宋儒程子和朱熹，则以“道体”和“进学”解其意。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无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程子还批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朱熹在介绍程子的认识后总结说：“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论语集注》）这就形成了与“迟暮伤逝”背反的解说。
要想在众说纷纭中找到契合孔子本人思想的答案，还是要先从通晓文本的原始意义入手，再参详其具体主张，方能明确。
从文本意义看，“逝”为过去之意。以“往”训之，亦为“过往”而非“往进”。所以，尽管程子对“自汉以来”儒者的解说不够满意，但在我看来，郑玄与邢昺的注疏是比较恰切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时间一维性的原始表述。时光不能倒转，时事既往则不可追复，其意境首先是哲学的，然后才会有道德、情感或艺术的体认。以愚之见，对孔子临川之叹的哲学意境，以南朝经学家皇侃的解说最为新颖而深得其要：
逝，往去之辞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语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论语义疏》）
此解既坚持了郑玄和邢昺的认识又有所引申，引申处便是“向我非今我”。过去的我（存在）非今天的我（存在），这一颇具禅机的话语，将“逝者如斯”的流变认识破解到极处。
读“向我非今我”句，我便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与孔子系同时代人，比孔子年轻约20岁。他用“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人，遇到的是不同的水流”来解释其命题，曾被批评为否定事物在一定界限内质的规定性的相对主义。其实，赫拉克利特将其这一认识概括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一见而可知与孔子的“逝者如斯”庶几近矣，是以辩证思维为主导的。从“逝者如斯”到“万物皆流”，从“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到“向我非今我”，都是对客观事物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认知。其中赫氏和皇侃的话语，虽初闻令人生疑，深入思索后则会使人产生顿悟般的警醒并予以颌首。
万物皆流，时事一去不返；而人生苦短，失去便不可复得。如何处理这一无法回避的矛盾，就成为人们必须面对和思索的问题。作为写实的客观认知和凝练的哲学命题，其本身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言说者与听闻者，会因为不同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人生志向和经历，有不同的体认和选择。孔子和儒家学说以入世的态度主张生而有为，老子和道家学说以出世的态度主张清静无为，一些宗教家则以生死轮回和彼岸世界的追求作为化解心理冲突的方式。就是说，倘若以其中任何一种认识和选择给“逝者如斯”定义，都将这一反映一般规律的哲学命题简单化了。将孔子的“逝者如斯”视为反映一般规律的哲学命题，然后再探索孔子的具体主张和价值取向，不仅可防止舍本逐末和以偏概全，更有助于从中看出孔子的真精神和大境界。
先看孙绰的“迟暮伤逝”。过往之时事，有昌盛亦有衰落，有成功亦有失败，有快乐亦有忧伤。于是，面对“逝者如斯”的现实，身处不同境遇和持有不同人生态度的人便会有不同的情感。“何日君再来”和“跟往事干杯”，就实际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情感。对自己的主张不能见行于当世，孔子确然有过烦忧和感伤，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子罕》）但这并没有成为有些学者所言之“思想主题”或“人生基调”。对道之不行的问题，孔子曾与弟子进行过讨论，结论便是颜回的“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故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用子路回复“荷蓧丈人”的话说，即“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这是孔子被一些隐士讥评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来由。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体现的不仅是道路自信，也是对流变的期待与推助，有如坐在高山之巅等待日出般静观的固执。所以，虽在常人眼中孔子被视为郁郁不得志者，而孔子本人则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这两段自述均出自孔子晚年，前者是对自己一生不断追求又不断进步的总结；后者则是在政治追求屡受阻滞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心境和生存状态的描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的作为和所达至的境界，是满意而达观的；用“迟暮伤逝”去解说孔子的临川之叹，就无疑有些褊狭了，不大符合孔子的人生态度和襟抱，亦无法尽现孔子此叹之精要。
再看程朱的“道体说”。此说虽精致而旺盛，其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的认识也与孔子的主张相契合，但却并非“逝者如斯”之叹的文本义而是生发义，用程树德先生注此章的话说，即“道体不息，虽有此理，然另是一义，夫子言下恐未必然”（《论语集释》）。此解最值得商榷处，是缺乏对“逝者如斯”的关照而有如对“生者如斯”的解说，与文本不相投合。还有一些学者以孟子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料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解此章，则孔子的“临川之叹”就被演绎为“临川之赞”了。思辨的意境被消解了，徒留下“老到的道德训教”。
孔子“逝者如斯”之叹所实际体现的，还是“时事既往不可追复”的时间一维性的认识，以及对“向我非今我”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发现和感悟。此见此叹，对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主张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是时不我待的追迫感。时光易逝而人生苦短，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有所作为，就必须珍时惜阴。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年轻人有超越前人的发展潜力，这是进化的发展观，也是对年轻人的期许；但四十、五十岁时人已到中年，若尚无所作为，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可能性。这就体现了岁月如流、时不我待的认识，姑且称之为“感时说”。“感时说”与“道体说”的区别在于，“道体说”是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去比附和提升人的进取意识，局限于“兴道为体”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本位；而“感时说”则以“时事既往则不可追复”立论，通过对存在与消亡、有限与无限矛盾关系的揭示，去激发人的内生动力，而且不必尽皆上升到“兴道为体”的“君子”层面，也包括平民生活。孔子曾批评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也不做，不行的呀！不是有掷骰子下棋的游戏吗？干干也比闲着好。这就涵盖了不苟活和不虚度人生的更为宽阔的视域。中唐诗人杜秋娘在其《金缕衣》中这样唱道：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这首七言乐府古诗，以莫负好时光劝勉世人，尽现“逝者如斯”的精神底蕴。与孔子的“逝者如斯”之于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相若，这首《金缕衣》也因为道出了人所共有的思想情感而在西方学人那里得到应和。在荣获第26届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的影片《死亡诗社》中，由著名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英语教师约翰·基廷，就曾颇为珍视地向其学生推介了下面这首诗：
及时采撷你的花蕾，旧时光一去不回。今天尚在微笑的花朵，明天便在风中枯萎。
这首名曰《劝少女：珍惜时光》的诗作，虽出自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之手，却宛若杜秋娘《金缕衣》的译本。基廷让学生诵读此诗，并以“抓紧时间，孩子们，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去激励学生，可谓深得其妙。使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基廷传给学生的“死亡诗社誓词”：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没活过。
这种建立在生命有限、必然消亡认识基础上的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与道学家的高韬之论相较，是一点也不少境界和少兴味的。
二是“从吾所好”的自主选择。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失去便不可复得。因此，应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成为我们必须考量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目标、过程或结果。孔子以积极入世的态度主张生而有为，有复兴西周文明的宏愿和“志于道”的坚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孔子以水比智一样，他对“进取”的理解和实践也是灵动而不拘一格的。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不被物欲所累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不仅可多保持一些轻松和快乐，也更容易取得成就。孔子曾总结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对于任何知识、学问或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这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言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个人乐于某项事业时，其追求才会是自觉的，并可真正做到不厌不倦。
通识孔子一生言行者可知，孔子虽怀抱异于常人的远大目标并积极进取，却并不因为其目标难以实现而惶惶然不可终日。一个“乐”字，在孔子那里才是贯穿始终的，正所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这也告诉我们，人生不仅要有作为，也要有快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人生的大境界。
三是不患得患失的人生态度。我欣赏皇侃的“向我非今我”，不仅因为其从文本意义上精妙地解读了孔子的“逝者如斯”，足可与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相媲美，也因为它实际地揭示了孔子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既往之时事对今天当然有意义，恰如川水之前后相续，亦可彰往而察来，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但我们毕竟活在当下，要面对现实和未来。故对既往之时事，特别是苦难、挫折和不如意事，应能看得开，放得下，不能沉湎或纠缠其中而不知摆脱，这就是孔门弟子所看到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和孔子自述的“无可无不可”（《微子》）。正因为孔子杜绝了悬空揣测、必须如此、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四种毛病，审时度势地决定自己的进退行止，才能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能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能够在政治追求屡受挫折的情况下保持“乐以忘忧”的生存状态。
缘于同样的认识，孔子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已经做成的事情解释是没有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规谏也不能挽救，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责怪了，这就会省却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纠结。孔子还总结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不纠缠于既往的嫌隙，怨恨自然就会减少了。这极易使人想到宋僧无门慧开所撰《无门关》中的一则偈文：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人是有思想和情感的动物，不可能全无挂碍。但许多人实在是被“闲事”牵累得过重了，以至于不能“放下”，无法顺应时事，破坏了本应属于自己的“人生好时节”。
孔门弟子记录的一个故事，亦可看出孔子重流变而向前看的态度。有一个地方的人难于交流，但该地的一位童子却得到孔子的接见，弟子不解。孔子告之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与其进”和“不保其往”，就是鼓励其进步而不固执地记住其过去。这一鼓励年轻人的态度，极类似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前科消灭”。人难免会犯错误，也能够改正错误。孔子说：“能补过者，君子也。”（《左传·昭公七年》）以此待人，就会建立起容错机制，有利于人们弃旧图新。否则的话，所谓“从头再来”，就只能成为歌者无人应和的孤独吟唱。
按照“逝者如斯”之见，即便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辉煌，也只证明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人生的行囊不能空空如也，也不能积存过重；人生之旅不能不有所回望，亦不能因此而驻足，在往昔的影像中徘徊。“有因斯得果，成果已失因。”以变易的态度审时度势，以“挥手自兹去”的气度坦然前行，脚步才会迈得稳健而从容。这是我们从孔子的临川之叹中最应获得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