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题解]本文最早发表于《高地》（Hochland）杂志，1925年10月号，第1—9页。
当今，status quo[现状]是政治讨论中的一个大词。人们想方设法用来说明相互要求的一切套语、一切政治的建议和反建议，诸如安全、保证、条约之不可践踏性、边界的神圣性等观念都围绕着这个概念运动。人们为组织和平提出三个行事方法，人们期待着这三个方法的实施会带来世界和平，关于其实施的顺序固然还有争议，就此在1924年9月国际联盟大会上特别进行了讨论：安全、仲裁法庭和裁减军备。对于这个顺序，人们似乎暂时达到一致；保持还是不保持这个顺序，是否从裁减军备或者世界仲裁法庭开始更好些：这三个方法中的每一个最后说明的都是现状。德国政府在1925年2月9日的备忘录中明确地提出关于维持当前莱茵河沿岸现状的保证，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在其整个过程中话题始终是现状。
今天的特点是谈论现状，而不用旧时外交喜用的套语status quo ante[以前的状态]。人们今天研究现存的状态。它指什么，看来容易认识，因为它就在我们的眼前。至于人们首先谈论最多的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其首要的特点显然是，莱因兰是被占领区。凡尔赛条约、莱因兰协议及其结论和实践、协约国莱因兰委员会的颁发法规权、驻扎权和没收住房、驱逐德国人等，这一切都属于今天尚存在着的状态。但在今天，占领的问题恰恰正式地与保证现状的问题割裂开来。在德国方面，人们仅限于指出，一项“安全条约”的缔结对被占领地区状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就是说，人们在处理莱茵河沿岸的现状时不愿理会作为现状直接进入眼帘的事。还有，关于德国是否参加国际联盟的问题，也应与现状保证的问题分离开来，虽然德国的参加要么为现状增加新的保证，要么带来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对于现状都不可能不受到关注。从官方看，今天莱因兰的占领是与另外的事情，即与德国之解除武装联系在一起的。各协约国政府1925年1月5日和1925年6月6日关于解除武装的照会提出，科隆地区之撤离占领军取决于德国政府是否履行了一系列进一步解除武装的规定。因此，其他地区之取消占领同样取决于德国之解除武装，并以对德国进一步的军事监督为前提，即必须满足法国政府要求的调查权，尽管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二一三条调查权是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实施的。这样一来，占领就始终是一个军事问题，因为它与法国对它的军事安全的理解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后果严重的联系，人们不妨回忆一下摩根（Morgan）将军在他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著名文章中所作的说明。
事实表明，欧洲和平的真正安全并不在监督委员会或者一个国际联盟组织的机构达到或者希望达到的结果，而在对莱因兰和莱茵河沿岸桥头堡，尤其美因茨桥头堡的占领。后者是历史上进军德国的要津，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直插德国的心脏，切断南北联系并使其动员机制瘫痪。[20]
莱茵河沿岸的现状的另一个特点是，莱因兰超出被占领地区的界限，是非军事化地区。禁止德国在莱茵河左岸和右岸河流以东50公里以内设置防御工事，禁止在这一地区常驻或者暂时驻扎或者集结武装力量；任何军事演习、任何可被视为动员准备的措施都是禁止的。通过这种规定，莱因兰便从国际法上与整个德国区别开来。它虽然还没有达到会使其外交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外交命运分离出来的中立化，但人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出现有的区别对待的后果。任何德国士兵任何时候都不可重新踏上莱因兰的土地，哪怕是为了平息反叛和动乱；任何铁路建设，任何公路建设，所有可能的交通设施和工业设备都可能在片面解释的情况下被置于“动员之准备”这个无界定的概定之下。1922年5月25日协约国的照会将在莱茵河左岸任何一条无害的铁路线的修建都名之为动员准备，并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们的无界定的解释。就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摩根将军的文章也有一段有趣的论断：“最终使莱因兰非军事化的唯一方式”，他明明白白地说，“要么兼并，要么长久占领——从整体和大的方向看结果应是一样的”。即使人们撤出，摩根将军认为，即便德国人事实上没有将守备部队投放在这个地区，它始终还会是一座“武库”，因为几乎所有化工厂都在非军事区内，在世界大战期间全德国的炸药的78%，毒气的94%的生产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非军事化条款在内容上至为广泛，莱因兰由此得到的特别处理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省区从不曾经历过的。尽管如此，在法国看来，第四十二至四十四条仍有个缺陷。如果德国破坏非军事化条款，这虽然被看成是对每一个协约国的敌意行为，被视为蓄意破坏世界和平[21]，但这始终要由诸个别协约国，尤其英国从这种敌对行为得出什么实际结论。根据一般的国际法原则，没有义务以军事行动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因此，1924年10月2日的日内瓦议定书第十条的规定特别重要，它将破坏非军事区与议定书所指的进攻等同，对议定书签字国而言，由此便产生以军事手段对抗进攻者的义务。现在，日内瓦议定书暂时不具约束力，看来它也没有希望具有约束力。可见，关于非军事区的保证条约实际上将意味着使缔约国产生一种对抗德国的义务，如果发生可以被纳入四十二至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为的话。
这种由占领和非军事化构成的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只是从凡尔赛条约及其执行所产生的、对德国国家权威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的庞大体系的一部分。这包括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条约第二一三条所拥有的调查权、对德国东部边界领土的分割、将德意志民族与德意志帝国分离、赔款负担、外国对德意志国家银行尤其是由外国铁道委员会行使权限的德意志国家铁道的监管，这最后一种权限虽然被称为“例外权限”[22]，但恰恰由此证明了与主权问题的联系；此外还有对飞机制造的限制和所有今天压迫德国的数百项条约规定。在这个方面，莱因兰只是德意志帝国负担特别沉重的部分。
总之，这应当是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和德国的现状。谁有兴趣保持这个现状？谁特别对莱因兰感兴趣？一般而言，一个地方出于很不同的理由才可能引起如此多的国际兴趣，今天莱因兰便是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它的财富、它的原料，尤其由于它的石油资源和矿藏而引起大国的灾难性兴趣。对莱因兰而言，这在今天并不在考虑之列；它像德国一样，暂时还不会被征服和吞并；只要对手们对赔款成绩感到满意，便存在着与此相反的兴趣。此外，一个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也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兴趣。比如，它作为联系通道可能对一个或者多个大国是至关重要的，如埃及之于大英帝国。对于这种政治兴趣，一位杰出的英国专家海特尔（Sir William Hayter）爵士的话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容许”，他说，“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发生革命，相反，在埃及则必须保持安定和秩序，以便使大英帝国的巨大联系通道，特别是通向印度的道路不致受到干拢”。另外，一个国家可能作为前沿地带（Glacis）或者进军集结地而被考虑，正如今天莱因兰的处境之于法国。最后，为了保护另一个国家和避免冲突，国际的政治兴趣可能认为，最好造成一个缓冲国或者其他的中间地带。今天这种兴趣无须再使用旧形式的Etat-tampon[缓冲国]，其著名例子是比利时；这同一个目的通过某些地区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也可以达到。
现代方法在1924年10月2日日内瓦议定书中已经得到正式承认。这个议定书的第九条称，非军事化地区有助于预防进攻；因此，国家间这类区域的设置便于阻止对议定书的破坏（即对议定书内所保证的现状的破坏）。这些区域应置于由国际联盟组织的一个临时的和常设的审核体系之下，英国将军斯派司（Spears）新近建议在所有不与俄国接壤的国家的边境建立非军事区，以便“明确其军备的理由，即警戒俄国”（《欧洲评论》[Europ?ische Revue]，1925年7月15日）。一个荷兰和平主义者不久前建议设置一个50公里地区，以便海牙和莱茵河入海口非军事化。不言而喻，被加上这些非军事化或中立化地区名头的国家，其地位由此而受到损害：一个真正的强大国家不会容许向它提出对其主权的这类限制，而且也没有人真正会想到要使英国沿海中立化。这也表明，在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中，困难的问题根本不在和平——因为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在要求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问题只是谁来决定，和平具体地讲是什么，破坏或者危及和平具体包含什么内容，以及通过什么具体的手段维护受到威胁的和平和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问题始终是：Quis iudicabit[谁作决定]？
一般而言，对莱因兰作为占领区和非军事区的国际政治兴趣基于其处于英、法、德利益之交点的地理位置。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认识到莱茵河沿岸现状的涵义。个别大国观察问题有着很不相同的视角。因此，现状这个词的含义是因人而异的。英国的兴趣暂时是谋求欧洲大陆的和平不受破坏；维护和平既符合英国商业和工业的经济利益，也与大英世界帝国的存在之政治利益一致。可能威胁这个世界帝国的东西今天似乎并不在欧洲大陆上，而是在俄国和亚洲，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所结成的联盟。对于德国似乎还没有考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合，虽然有时提出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这尤其由于以前曾利用过民族主义的政党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困难而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思想联合很容易解体。
[只有这唯一一个敌手，即布尔什维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才可能促成英国针对斗争和战争提出的政策，这也许会使世界在经历了针对德国的十字军征讨之后再经历一场十字军征讨。]总之，英国的政治兴趣完全在和平和维持当前的世界现状，即维护英国的世界统治。现状一词对英国而言有着重大而又单一的含义。在关于保证条约的谈判中，对于英国重要的是，不承担新的责任并指出，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已经包含着英国的最大的责任。
法国对现状的关注在于不放弃凡尔赛条约对法国及其盟友所包含着的任何权利。这个条约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地地道道的干涉条约，这就是通过蓄意造成的不确定概念，使政治上和军事上占优势的条约对手可以随时进行干涉。著名的制裁权只是这种系统的干涉技术的一个实用例证。法国所关注的是，为现在十分广泛的可能性创造附加的“安全”，即在这里特别要使英国政府承担责任。对于法国，现状就是不加改动地保留凡尔赛条约以及所有东部和西部的边界，保留一个从德意志帝国分离出去的奥地利，保留对德国主权的所有限制，保留占领、非军事化、制裁和核查，尤其要保留法国政策在莱因兰的占领与法国的军事安全之间所建立的特殊联系。前面提到，占领问题与解除德国武装的联系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对于莱茵河沿岸现状的整个谈判体制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讲，撤出占领的根本问题始终是撤出美因茨的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迫在眉睫的时候，方才表现出法国提出的著名理由的真正含义，它将占领与安全，——反过来说，它将安全与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占领等同起来，并反复提出法国之所以放弃分离莱因兰是因为它曾有可能与美国和英国达成一个保证条约。这个前提没有出现，因此撤出占领区的问题与凡尔赛条约的撤出期限都未解决。[23]
可见，对于法国，现状等于凡尔赛条约。这在政治上便意味着：维护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和政治霸权，维护四千万武装人民对六千万非武装的人民之军事和政治的优势地位，即维护一个出生率日减的武装人民对非武装的急剧增长的、其工业徒劳地寻求出路的人民的军事和政治的优势地位。
不论与英国还是与法国相比，德国对于现状的关注都非常有限，甚至可怜。德国所关注的是，至少防止出现新的义务和通过片面解释凡尔赛条约的不确定概念而不断产生新的负担和震撼；所关注的是，至少使货币保持稳定和防止新的制裁、报复和其他负担。这样一种关注既不像英国俯视全球，也不像法国至少俯视欧洲的观点，而是一个首先对其工业表示关切的人民对下一个瞬间和下一个呼吸间歇的关注。
德国尤其是莱因兰处于英国对世界的关注和法国对欧洲大陆的关注的交点上。处于这个位置，整个德国尤其莱因兰可能会沦为英国所关切的利益与法国所关切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对象。这是德国的政治现状和莱茵河沿岸的现状。任何对这一状态的合法化都将使作为对象的品格永恒化。
在关于现状的观念有着如此重大的差异的情况下，人们谋求就此状态取得一致，并认为从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基础，这当然是令人大感惊异的事。这个概念在当今怎么会如此重要？这个词最初只是指一个事实，一个纯然实际存在的状态的呀，而且在更进一层观察之后发现，人们在这里没有将事实状况与法律状况区分开来。当欧洲国家的合力行动战胜拿破仑一世的时候，人们曾谈到正当性，并以此认为，这对于外交环境同样是一种现状保证。神圣同盟的著名外交家们的思想并不比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更加高尚。但他们至少谈到正当性，并不保证一个单纯事实、一个纯然实际存在的政治环境，而是保证一个被人们视为正常的状态。人们互相保证一个外交秩序，并十分明智地认识到任何外交秩序的前提都是同一种内政秩序。神圣同盟以之为基础的王朝的合法性概念在下一代的民主革命中沦亡。每一个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力图给予通过胜利所达到的状态以正当性保证。
凡尔赛条约证实了这一经验。在谋求使政治上对敌人的失败的充分利用合法化的努力中，它甚至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条约。它利用国际联盟的理念以及在各国广为传布的和平主义的感情和思想，以便达到一种特别极端的合法化。与这个条约相联系而作出的和平主义努力，特别是通过裁判官式的程序消除一切冲突的企图，奇怪的政治法律化和类似的、被称颂为从权力到法律之途上的伟大进步的现象只可能有一个结果：使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状态合法化。颇为令人产生好感和颇为理想的要求法律统治的呼声在这里获得一个极度危险的政治内涵：使一种非常成问题的状态合法化。一切国际性的意见分歧将来都经由法律形式的程序加以消除，这意味着那些根据现有条约有理的人始终有理。神圣同盟国家相互给予的保证与今天使战胜者合法化的出乎人的想象的法律化相比，是有限的和富有理性的。假如真正能够以这种方式消除任何战争，那么，强者不仅握有权力和财富，而且还拥有正当性，这就会发生比战争更坏的事：通过法律形式消除并非在战争中被战胜，而是在一场官司中被判处和被执行死刑的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对手。
令人惊奇的是，恰恰在一个急剧变化和技术进步的时代要求确保现状。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其思想完全为永恒变化、永恒流动和无实体性运作（substanzloses Funktionierens）所主宰的时代，却恰恰在政治领域要稳定现存状态——这本身便是矛盾的，但其固有的矛盾还更加深刻。对确保现状的需求——让我们重复一下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呢？来自要求安定、和平和正义的愿望与无力找到一个法律的即合法化性原则的结合。人们只可能保证一种法律状态，即并非纯实在的东西；而且也只是在这法律状态被感觉到正常的时候才保证它。既然如此——从理性上不可能否认这一点——那么，当今欧洲道义状态中的内在矛盾看起来就是某种可怕的东西。实际存在的状态是如此令人不满，如此不正常，因而如此欠稳定，以致对稳定的向往日益强烈。从对和平与稳定的向往产生保证现状即达到一种稳定的要求。然而，当今状态的稳定却恰恰会稳定住这种令人不满的、缺乏任何稳定性的状态，其结果可能是，人们通过人为的永恒化和合法化并不能达到安定与和平，而只会造成新的冲突，只会使对立重新加剧并使有缺陷的稳定性永恒化。这是危险的、对各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怪圈！这就是将现状合法化和法律化的整个体系的灾难之所在。人们告诉我们：确保现状便是和平。当然，是和平，甚至是这种和平，即凡尔赛的和平。在这种基础上达到稳定的现状像那种和平本身一样，都是可疑的。在这里也表露出主宰着当今欧洲的政治和道义状况的内在矛盾之复杂多样。既然现状并不是和平，确保现状又怎么可能带来和平呢？对和平的向往恰恰产生于当前存在着的无和平状态。疲倦而又备受磨难的人们首先寻求安定和和平，但他们得到的许诺是这样一种保证，保证一切不安定和无和平状态的肇因。
欧洲各民族在上个世纪曾听到过某些据称是和平的东西：神圣同盟是和平；拿破仑三世陛下的法兰西帝国是和平；接着在战争期间，我们曾听到：民主是和平；我们曾听到：国际联盟是和平；而现在我们听到：确保现状是和平。但是，既然现状本身还并非和平，那么，对它的保证就是比一场战争更坏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堪忍受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之合法化，在此一状态之下，政治上的强者从政治上的弱者那里所夺取的不仅是生命，而且还有其公理和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