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开始，全国许多城市刮起了一阵抢购风和由此引发的挤兑存款风。
为了消除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流通领域的混乱，借以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收人分配不公问题，并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1988年，我国把物价改革推到了前台。
198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调是一定要进行价格改革，但对现有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5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决定从5月15日起，对猪肉等4种主要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上调，并强调，不属于这次调价范围的商品，决不允许搭车出台和未经批准乱提价、乱涨价。7月下旬，国务院批准，全国各地从1988年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提出了“闯（价格改革）关”的口号。
但在大大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宣传和部分日用商品已开始涨价面前，老百姓沉不住气了。“涨价了”、“又要提价了”，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从银行提出积蓄多年的存款，急匆匆地奔向商店，去购买需要和暂时不需要的一切生活日用品。一股抢购风潮就这样从南到北逐渐刮起来了，而且越刮越烈。
抢购风之初，主要是抢购肥皂、卫生纸、洗衣粉、皮箱、皮鞋、毛毯、毛线、毛衣、洗衣机、电视机、火柴，进而发展到抢购米、面、食盐、食油、肉、蛋，尔后发展到抢购金银首饰等名贵商品，到后来，凡是觉得有用处的东西都成为抢购对象。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8月27日，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长沙友谊商店，一位经理感到不解，同时又不无欢喜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真是奇怪，顾客们像疯了一样！把钱不当钱，见什么都买。我们积压了好几年的毛毯一下子就卖光了，质量最差的洗衣机也卖光了，仓库已经空了，营业额猛增，营业员大拿奖金，一个个都笑呵呵的。”杭州各大商店，库存的棉、毛物品等都雪崩似地大量倾销。百货公司前，常常出现整晚排长队买毛衣毛裤的现象，为了不耽误休息，人们把席子铺成长龙，随便一躺就睡在地上。
在抢购风潮中，多年废弃不用的票证又重新发行，以控制抢购。在抢购高潮时，各地涨价风也席地而起。因涨价才抢购，而抢购风潮更使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往上升。在北京，4种主要副食品调价后，其价格上涨很快超过了文件所规定的幅度。猪肉由每公斤5元涨至9.8元。鸡蛋由每公斤3元涨至5.4元，西红柿最高价竟达每公斤16元。尽管政府明文规定，不属于这次调价范围的商品，决不允许搭车出台和未经批准乱提价、乱涨价，但许多别的商品也跟着4种副食品搭车涨价了。由于物价飞涨，使储蓄利率出现明显的负利率状态，居民储蓄人民币的倾向大幅度下降，转而争换外币或从银行取出钱购物以求保值。于是乎银行门前也排起了提款队伍的长龙，似乎钱存放在银行是最不保险的。人们争先恐后，又急不可耐的提款，银行告急，几天之内不得不关窗暂停取款，储户意见纷纷，更增加了紧张气氛。继抢购风潮之后，全国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7年上升18.5%，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20.7%。物价大幅度上涨，超过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十年的成就就很可能因对物价上涨的反感情绪而毁于一旦。为此，8月3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20次常务会议，作出了6条重要决定。强调物价改革是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并郑重宣布：下半年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9月26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此后，国务院连连发出条例、决定、通知，向因过热而失衡的经济生活宣战，向通货膨胀宣战。中央的“治理整顿”决策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称赞，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开始了治理整顿活动。1989年元旦和春节的节日市场，货源比较充足，商品比较丰富。抢购风潮已被遏止。1989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报告中，回顾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认为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其表现为经济过热开始降温，物价上涨的势头有所减弱，群众对物价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城乡市场基本稳定。这就是说，产生抢购风潮的经济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和比较严重的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出现抢购风潮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需求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一个过热，一个过大，造成了我国近几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严重失衡。1988年，全国在建的工程投资总规模达到13000亿元，比上年扩大1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明显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即使不再增加项目，也要5年时问才能消化吸收。消费需求过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力的增长，特别是社会集团消费连年持续增长，1988年达到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3%。1988年底，全国社会结余购买力达5500多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为3800亿元，居民手持现金1700多亿元。国家财政支大于收，1988年收入2587.82亿元，支出2668.31亿元，赤字80.49亿元。城市居民超前消费现象严重，1978年至1987年间，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5.3%，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5.8%，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每年递增14.32%，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0.1%。此外，职工工资外收入有明显增长，1987年已占生活费收入的29.12%。因此出现了超前消费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地区和单位对待国家的重大决策，在重大经济活动中，抱着各行其是的错误态度，令不行，禁不止，不守纪律，为了本位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有些地区或相互封锁，或展开“大战”，使流通领域“梗阻”，加剧了矛盾和碰撞。
此外，“官倒”盛行，加剧了物价上涨热头。价格双轨制，改革措施不配套，流通领域发生混乱。给了“官倒爷”可乘之机，于是导致了商品大旅行，价格滚雪球，加剧了市场物价上涨势头。新旧经济体制处于转换之中，企业产品的结构不合理，产量较少，造成消费品短缺，并诱发了超前消费的欲望，推动了物价上涨。
抢购风潮已经过去了，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