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了彻底扫除反动的、黄色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整顿和清理文化市场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国内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开展，一些反动的、黄色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也乘机渗人了文化市场。一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书刊，传播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等庸俗低级的书刊和音像制品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宣传部门要会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认真整顿文化市场，取缔反动的、黄色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管好出版社和印刷厂。李瑞环在会上讲话强调，要彻底扫除反动的、黄色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他说，目前，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书刊，传播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等庸俗低级的书刊和音像制品泛滥成灾，屡禁不绝，造成严重的精神污染，毒害人们的心灵，腐蚀青少年一代。要彻底清查和整顿书刊和音像市场，这些“精神鸦片”一经发现，就要坚决收缴销毁，并追查出版及批售单位的领导者责任，从重予以经济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对过多过滥的报纸、刊物、出版社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和整顿。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前后，中央围绕着“扫黄”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政策和法规的通知。1989年7月11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规定凡是淫秽色情出版物，一律严厉查处；虽不属于淫秽色情出版物，但只要夹杂淫秽色情内容、低级庸俗的，也应销毁。8月8日，新闻出版署又发生了关于鉴定淫秽、色情出版物界限的通知。一些省、市、自治区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在各地认真开展了“扫黄”工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收缴查封黄色和非法录像带9万多盒，各种有问题的书刊1134万册。
为了把“扫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9年8月24日召开了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查禁“精神毒品”，扫除“文化垃圾”，依法管好书报刊及音像市场，是一项长期的文化建设任务。这次清理的重点，是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的出版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扫黄”。按规定应当取缔的出版物，各地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封存，以净化市场。
李瑞环在会上指出，“扫黄”这件事，能不能搞好，达到预期目的，取决于搞准，即明确是非界限，严格执行政策。当前要注意两个方面：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领导务必深入动员，克服各种阻力，尽快形成“扫黄”局面；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和避免乱扫一气。凡是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该禁止的要禁止，该封存的要封存，该收缴的要收缴，该销毁的要销毁，大批制造、复制和有组织地传播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靠罚款来解决，必须绳之以法；对造成严重恶果的生产者和出售者，要依法从严处理；对一时还看不太准的书刊和音像制品，要组织力量抓紧审查。所以要特别强调把问题搞准。搞过了不好，当然不及也不好，二者相权，宁可一时不及也不要过，因为我们有不少因过反而不及的教训。一时“不及”，我们还有时间继续往前搞下去；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气，把不属于反动的东西当作反动的去取缔，把不属于淫秽的东西当作淫秽的去清除，甚至不适当地干预个人正当的生活爱好和文化兴趣，那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的非议，那就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不能巩固已有的整顿成果。因此，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既要态度坚决，又要从一开始就注意政策，做到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取得“扫黄”工作的胜利。李瑞环还强调，要把“扫黄”同繁荣文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结合起来。“扫黄”的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而不是打击文艺。只有把文艺繁荣起来，把群众文化生活活跃起来，群众才能真正满意，“扫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
全国“扫黄”电话会议以后，为检查重点地区的贯彻情况，进一步狠抓落实，9月10日和11日，在广州召开了南方沿海四省“扫黄”座谈会，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省的负责人介绍了“扫黄”工作的情况和打算。李瑞环主持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全国“扫黄”工作进展时，他指出：各级领导对这项工作都很重视，大多数地区都由党政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大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与热烈支持，已初步形成了“扫黄”的气候。各地区、各部门对政策界限掌握得比较稳，“扫黄”工作发展健康，势头比较好。但是，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对成绩不可估计过高。当务之急是，各级领导要再加一把劲，乘势而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我们的许多事情常常是失之于抓得不实。当前“扫黄”的关键。是克服某些领导干部的飘浮作风，加强具体指导。有关领导要深入“扫黄”第一线，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一件件地加以解决。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关心、支持这项工作，并与专门力量结合起来，形成拒黄光荣、嗜黄可耻，贩黄有罪的强大社会舆论，造成黄色的东西一露头，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扫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地抽调大批熟悉业务的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督促检查。在“扫黄”工作中，各地都结合实际确定了自己的工作重点，注意掌握政策界限。通过自查与普查，突击检查与常规检查、系统检查与分块检查相结合，以及分片包干等形式，对本地区的书报刊和音像市场进行普遍的整顿和清理，并且把认定出版物性质的权限严格限定在国家和省两级书刊及音像主管部门。各省有关部门都聘请专家学者组成审读班子，对书刊和音像进行鉴定。各地都重视解决堵塞“黄源”问题，从一本书、一盘录像带人手，顺藤摸瓜，查获地下窝点和犯罪团伙，进而查处了一大批“制黄”、“贩黄”的大案要案。在查处大案要案过程中，注意体现党的政策，宽严结合，教育挽救大多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到1989年底，全国各地共查封违禁书刊5000多万册，录像录音带60多万盒，取缔“制黄”、“贩黄”的犯罪窝点400多个，依法查处了这类犯罪分子2000多人。“扫黄”斗争初战告捷，全国书报刊和音像市场明显净化。
当然，“扫黄”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不可能一劳永逸。1990年10月，全国“扫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扫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老问题主要是，“扫黄”工作还有死角，制黄贩黄的地下活动有些还没有揭露打击，一些大案要案，还待依法审理和判决。新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其一是1990年春末以来，部分地区制黄贩黄的不法分子又重操旧业，而且活动更加隐蔽，更加狡猾。过去明令查禁的黄色出版物重新上市，有的被撤销的出版单位违法进行活动，甚至出版黄色出版物。其二是非法出版物抬头，来势甚猛。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段已经查获的非法出版的书刊达210多种。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扫黄”的深人发展，而且危及前段“扫黄”的成果，如不及时解决，会使制黄贩黄的浊流卷土重来。根据会议精神，从1990年冬到1991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事实表明，“扫黄”工作任重而道远。“扫黄”已经成为一项经常性、持久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