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6年前，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医治“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政治体制破坏的创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原有体制从根本上并未受到触动。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形势下，政治体制上的许多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方法、步骤等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目标、内容、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又说：“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义人胜时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