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4日
顾孟余先生来谈。他来纽约已半月，十二月卅一夜，我在江季平家见他，因客多不得深谈。今天我们畅谈甚快。
翻看《碛砂藏经》。
其中之《大唐内典录》十卷，是道宣在麟德元年甲子（664）在长安西明寺编的。我试检全书，近八百页，无一字提到雕造经典。特别是末卷，《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也无一字提到雕印佛经。
1956年1月6日
刘驭万来长谈。他说，每逢大的危机，他总来问我的意见，屡次经验过来，我的意见总是不错的。所以他今天又来问我的意见。
晚上忽然有不速之客叩门，是一位杨崇章，他从新加坡到台大，前年到俄勒冈学医预科，今年到华盛顿大学入医科。我正在换晚服出门，他要给我照相，我就让他照了两张我穿晚服的照片。
到圆桌俱乐部聚餐。今天只到了五人，有卡尔顿·海斯教授、凯利先生、沃尔夫先生和谢夫帕森先生，十点半才散。这个俱乐部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发起的人有埃林·鲁特、布兰德·马修斯、尼古拉斯·M·巴特勒等人。会员之中，有过三个美国总统，一为格罗弗·克利夫兰，一为伍德罗·威尔逊，一为艾森豪威尔。我被邀入会已四年了，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聚餐一次。近年死去的老会员有约翰·W·大卫先生，新会员有欧文·爱德曼。现在在会的，还有一些名人，如L·汉德，如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1956年1月7日
同冬秀去看贺瑞斯医生（游），她的左脚的关节炎见好多了，但她的血压较两个月前增高，又回到192/90。
游先生要她服Serposil ①。
1956年1月29日
钱煦给冬秀量血压的结果：160/110
重量：132磅 脉搏：60
1956年2月8日
下午五时半，搭火车西去。
1956年2月10日
上午本是校长弗莱德博士约了去谈，不幸他病了，副校长鲍德温博士代见。
中午周国屏约午饭，饭后略看威斯康辛大学的新图书馆，很有足参考的。
饭时有讨论。
下午有讨论会，人不多。
晚上是东亚研究委员会聚餐，有讨论。
1956年2月11日
上午十一点十分车开。在密尔沃基换快车到芝加哥，余先荣、王恭行来接。住谢尔曼宾馆。
晚上赴华侨理事会的新年聚餐，到者六百余人。我演说《终将有一个自由的中国》。
与任春华（明尼阿波利斯市，第7号南街15号）谈。此人是中部华侨中最开明的领袖，这个华侨理事会是他一手主持的。
1956年2月12日
旧历丙申元旦。
上午余先荣总领事来同早餐。
他开车送我去芝加哥大学，昨天大雪，湖边雪景十分奇丽！
在四方院俱乐部午饭，主人为克里尔博士及其夫人，客人有钱存训君夫妇。
饭后到东方学院的中国部，见着陈省身、基克博士、哈克博士。
借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看我的旧跋，尚无大误。
下午五点，搭“20世纪公司”快车东归。
1956年2月13日
柏林之围
橄生
胡适早年译着各书，此间都已有翻版；连《胡适文存》四集，由台湾重排后，港方翻印本也就出来了。我昨天于街头偶得胡译短篇小说集，倒是亚东图书馆初版本，也算是稀有本了。其中所译都德《柏林之围》，迭见各本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翻读一过，还是十分感动人的。这篇小说，写普法战争巴黎被围时的一位朱屋大佐的故事。这位老军官，原是拿破仑时代的军官，曾追随拿破仑到过莫斯科的。普法战役，他的儿子正在前线作战，他的孙女随侍在侧。就因为维生堡的败讯，使得这位老军官神经失常，得半边风痹症，恰好雷舒贺坟的初到捷讯，给他一点新刺激，精神骤然兴奋起来。于是，他的孙女和一位医生，只能天天虚构胜利的战讯来维持这位老军官的精神。普军日迫巴黎，法军已经不可收拾；而他们假造的战讯，却已围攻柏林，法军便可凯旋了。老人之病，日有起色，到了德军攻入巴黎那天，他还振作起来去迎接法军的凯旋。他抬头一看，见普军入城，才知道了真相；他又受重大刺激，仆地而死了！这是一篇鼓舞法国人心的爱国小说，当五四运动前后，对我们的年轻人也正是一服兴奋剂呢！
顷读全祖望《鲒埼亭集》三十五，他记明末清初的赵节愍遗事，说：“先生自明亡以后，初投江，继绝食，而未死。先生故授经太白山中，与其徒徐生相得。至是，闻先生事，来视之，因强舆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则为谬语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长祥克绍兴矣；或曰：翁洲大将黄斌卿，奉监国来恢复矣；或曰：石浦大将张名振奇捷矣。先生闻之即进食，如是者半年，谬语渐穷，而先生病亦稍愈。间出山中，问樵子辈以近事，则循发以示之曰：天下大定，复何问焉？先生大恸仆地，更不复食，至冬益困，淹忽而逝。”这段故事，又何其与都德的小说情节相似呢？小说家的设想，有时，真的比实事更真实呢！ ①
1956年2月19日
去年大陆上印出了一部《水浒研究》，着者署名“何心”。此书是一部很好的考证，可以说是结《水浒》研究的总账的书。
此书有批评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对。
我很想知道这一位新起的《水浒》研究专家，曾写信去托程靖宇访问此人的真姓名。
我猜是孙楷第（子书）。
但今天童世纲兄告我，“何心”是陆澹盦先生，是项定荣夫人的父亲。当访项君夫妇细问其生平。
1956年3月7日
今天廷黻回国，我要托他把《丁文江传记》稿本带回去交中央研究院付印。昨天他来取，我还没有写完。昨夜一夜没有睡，写到天明七点才写完。十点，游建文兄来取去。
此稿本凡333页，每页299格，总计约九万多字。共写了三个月。
白话妙联 ①
小丞
高梦旦生前在书斋悬联，为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所撰，胡适之先生所书。联云：
吃肉，走路，骂中医，人老心不老；
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四十岁诞辰，丁文江仿郑板桥，亲书白话对联一副祝寿，联云：
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
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1956年3月12日
昨晚写到今早三点，补写了《在君 ①传》的末章，记他的死。全传不止十万字。
此章专论在君的得病，病的治疗，他的病转危，他的死。
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道德等等区别。如北平的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有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
又如在君中煤气毒时，衡阳铁路局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衡阳教会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而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中煤气毒的病人！
我和在君②
董显光
在君辞世，已经二十周年了。老朋友们发起出一本纪念册，适之兄知道我和在君相交极深，又同在天津很久，因此要我写一篇短文，我也愿意应允，借此可以补充一点传记资料。
民国十一年十二年间，我在华北水利委员会服务，并兼任《密勒氏评论西报》驻华北副主笔；在君则在北票煤矿公司当总工程师。因此我们都同在天津。当时我家居北京，在天津前意租界三马路十三号租了一个通楼作为寓所。在君和我一样，他的家也在北京，我便邀他和我同住在一起。
这通楼面不大，由中间隔为两间。我住后间，他住前间。华北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工友，名叫延升，由他替我们准备早点和晚餐。我们吃得非常简单，只是一菜一饭。在君爱吃黄豆烧肉，这个菜，在我们同住在一起的一年中，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所必有而仅有的菜肴。
当时，我每周须替《密勒氏评论西报》写两万多字，因此很忙。每天自水利委员会回到寓所，便埋头对着打字机做我的文章，直到深夜为止，其间除吃饭的时间外，极少有机会和在君交谈。
在君也和我一样，不爱看电影，也不爱交际。煤矿公司的事务办完，便回到寓所来，忙着翻阅各种中外典籍。他中文、英文和德文的造诣都极深，而治学的范围又极广，因之，天文地理，无不通晓。
在这一年同处的期间中，我们各忙各的工作，就在这种各自的忙碌生活中，彼此间获得了极深的默契。偶然我们抽空谈话时，他便把他的读书心得如《山海经》般地讲给我听，益加使我对他的博学增加钦佩。
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记得那时他正在从事一本关于过去五百年中国宰相的籍贯考据的着作。他所获得的结论是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占最多数，而其中尤其以籍隶江苏省北部的为多。
当时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地质学者，何必以有用的时间来做这种无关紧要的研究，因此有一天我便劝他不如利用空余时间去找金矿银矿。但他却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
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他这本着作是在研究地理与人事的关系，确是有他的价值的。可惜这三十多年中，战火赓续不断，不知道他这本宝贵着作是不是还安放在他太太的藏书楼中。
我是热衷于新闻事业的人。在我和在君同处的一段时期内，我曾向他说我想办一个中文报，他很鼓励我办。但后来因故这计划却未见实行。过了些时，我们都已各自将家眷从北京迁居天津，他看见我时，仍然不断地督促我办中文报，有一次竟致说：如再不办，我实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了。在他的激励之下，我便把我多年来的积蓄几千块银圆拿出来，买了旧的印刷机和铅字，办了一张《庸报》。于是我便常常请他替《庸报》撰写政论。
《庸报》正办得稍有头绪时，在君受孙权芳之聘，去上海当了淞沪督办。他要我去做上海交涉使。我告诉他：《庸报》虽已办得稍有头绪，但一旦离开，事功便将中途而废，因此不拟做官。但在君仍坚邀我到上海从长商量，于是我便应邀到了上海。
那时在君住在上海一家西人办的旅馆里，他乘汽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同往那家旅馆。不料中途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线，以致违反交通规则。在君虽属牛津出身，英语流利，更是当时的淞沪督办，但巡捕不问表里，竟将车带人一并逮进了巡捕房问话。后来幸遇见一英籍警长认识在君，才聊表歉意后了事。
到了旅馆，我心里仍是暗自好笑，淞沪督办见了印度阿三，竟毫无办法。但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在君当时的念头在急求中国的统一，他对孙传芳寄望很高，认为孙可以用兵力统一中国，因此他受聘于孙。当然，中国统一了，中国官吏的地位便自然增高，自也不会再有受辱于印度阿三的事发生。因此，在君认为对这种小事应该容忍。
我和在君谈了三天，他了解我必须继续办报而不能做上海交涉使的原因，于是他同意我重回天津。但在君对于上海交涉事务，仍随时和我商量接洽，因此，我知道得很清楚。
当时在上海除中国地方当局外，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在君受聘为淞沪督办，他的使命在以中国地方当局站在主人的立场上与外国租界联络打成一片。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君的工作颇有成绩。因此，孙传芳在他督办淞沪市政以外，更将一切重要的政治及涉外事项都就商于他。在无形中，在君已做了孙的外交部部长和政治顾问。
正当在君的市政办得日益进步时，北伐的国民军却已日渐逼近淞沪。前面说过，在君受聘于孙，原在期求中国的统一。后来他既发觉孙传芳也不过只是一个以割据为满足的军阀，无意统一中国，再加国民军统一全国之势已成，他为使中国人民免受涂炭起见，便决定转对国民军的北伐作重要的幕后贡献了。这一段秘史，由于有关的当事人都已相继辞世，我必须在这里把它写出来。
当年蒋总司令所统率的国民军与吴佩孚军在汀泗桥的大战，实是决定控制扬子江流域的重要战争。吴见两军苦战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他的部下蒋百里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汀泗桥一役获得大胜。
国民军克服了汀泗桥后，便自然地和孙军对起阵来了。当时孙军缺军饷财力。孙叫在君和英国政府商量一千万英镑的借款，但在君眼见国民军统一全国之势已成，不愿人民多遭涂炭，因此却未如命积极进行。于是国民军便得迅速地打败孙军，终而获得了全国统一。
在君头脑冷静，博学多才，深通世界各国情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毋庸我再赘述。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只觉得在君不幸由于煤气中毒，辞世太早，否则以他的才识，该可以替国家好好地做一番事。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
《丁文江传记》初稿
叙言
予认识丁文江，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文江之逝世则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月。文江年龄比我小十四岁，殁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死时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他在未死之前三年即有遗嘱，要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他葬在长沙的岳麓山，是照他的遗嘱执行的。
我于文江死后到长沙送葬，他生前知友特地来会葬的人很多，大家说文江对于社会贡献极大，应有人把他的着作搜集起来。文江是地质学家，当时决定所有关乎他地质学术之着作，由翁文灏负责搜集，陆续出版。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之后，我在上海晤到文灏，他说文江的遗着多数由地质调查所陆续出版了。另有一位朋友对我说，除地质的着作外，应该另外作一篇文江的传记，我很有此意思；但文江生前有某一时期的行为我是不很了解，而你比我清楚得多，应该由你赤裸裸地写下来，然后再把我所知道的凑合在一块儿，他的传记不是就可以完成了么。这位朋友又说，文江在某一时期的行为我是不以为然的，其他有几个朋友亦不以为然，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后死的朋友不必替他隐瞒，是非毁誉应该听后人的公论。我说，你这话对极了，批评某一人行为的是非，应该把那一时期的环境来对照一下，才能下公平的裁判。我当时答应在可能范围内一定把我所知道文江的事迹完全写下来。但光阴迅速，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
文江从英国留学回来起，直到他死时为止，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他的经历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主持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个时期是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第三个时期是主持中央研究院。我所最明了而可以写得出来的即是某友所希望我写的第二时期的行为，但是作文的次第不能不从头说起。
（第一节）地质调查所之产生